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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一、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
1、初次分配中资本回报挤占劳动回报。一段时期以来。在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存在“两个比重”失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滑。在初次分配中，不同要素所具有的收益权力是不相同的。资本要素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收益比劳动力便捷得多，也丰厚得多。初步测算，1990年以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由48.85%下降至44.87%。下降了3.98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已成为制约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依据收入法计算，1990年-2010 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7%上升至12.9%，增加1.2个百分点：企业资本收益由34.9%增至42.1%。增加7.2个百分点：而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53.4%下降至45%，降幅达8.4个百分点。
2、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自1991年以来，GDP增速普遍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在1991 年-2011年的21年中，只有1999 年、2001年、2002年和200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分别高于GDP增速1.7、0.2、4.3 和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更是远低于GDP增速，在1991 年-2011年的20年中。只有2010 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201 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地制定的居民收入增长目标均以GDP增速为标准。最低的是北京市，为7%。最高的是陕西省，为14%左右。在31个省市中，仅有广东、陕西、新疆和西藏4省区居民收入增长目标高于经济增长目标。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2011年升至2.18万元。而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则由1999年的2210 元升至2011年的6194元。从这些数据不难算出。城镇居民收入13年翻了2.73倍。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仅翻了1.8倍。城乡收入差距更由1999年的3644元拉大至2011年的1.56万元。从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57，1995年为2.71，2003年为3.23，2009年达到3.33，2011年进一步扩大到3.52。这仅是城乡间的“名义差别”，如果再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对农村居民来说可望而不可及的各种补贴。如公费医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计算在内，城乡的“实际差别”更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0.317的数值延续10 年未出现大波动。然而，到了2000 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水平。并在之后的10年不断攀升。截至2010年已达到0.49。而在2010年联合国统计的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10个。
4、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极不合理，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增速严重不协调。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面收入分配不均，有一定客观必然性。既是增长的需要，又是增长的动力，但分配不均的程度过高就会制约经济发展和引发社会不公。“九五”至“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分别为24.6%、26.4%和25.9%。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6.5%、18.8%和21.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8%、10.8%和12.8%。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财政收入增速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25.4%、24.8%和14.1%。
5、行业收入差距明显。从行业分析，行业间和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明显，但最近呈回落态势。200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水平最高的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平均工资为3.01 万元，最低工资水平的农业平均工资为4919元，前者是后者的6.13 倍：至2010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变为金融业，平均工资8.08 万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1.73万元，最高工资行业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行业平均工资的4.66倍。不仅如此，同一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也较大，2010年同是制造业的烟草制造业是木材藤制品加工业工资水平的4倍。从地区看，收入呈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中西部收入差距较小的特征。2010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工资分别为4.28万元、3.16万元、3.31万元和3.19万元。
6、不同所有制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明显。非私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明显高于私营企业，且非私营企业的工资绝对增幅高于私营企业。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1万元。与2009年的3.27万元相比。增加了4411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08万元，与2009年的1.82万元相比。增加了2560 元。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是私营企业职工的1.79倍。
二、收入分配失衡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企业的影响
1、收入分配失衡导致需求结构失调。随着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率持续走低，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严重影响了需求结构的调整。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九五”至“十一五”期间。最终消费率呈下降态势，分别为60.2%、57% 和48.8%。资本形成率呈上升态势。分别为36.60%、40%和44.7%。净出口率也保持上升态势，分别为3%、3.1%和6.5%。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也呈现相似的走势。“九五”至“十一五”期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持续下滑，分别为59.2%、41.5%和41%。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分别为25.3%、51%和56.9%。2011年，由于出口受到一定的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但仍低于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1年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1.6%和54.2%。这表明我国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问题依然很突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2、收入分配失衡阻碍产业机构
升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导致需求结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3.1%。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分别超过50%和70%。同时，我国大量制造业企业主要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制造业整体素质不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习惯于将低劳动力成本作为国际竞争优势。有的地方甚至通过法令限制劳动力工资的上升，以保持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事实上，我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国家了，正处于资本比较优势的形成时期，而一些高消耗、低产能的生产力却迟迟不能完全退出生产领域。落后的产能之所以还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缘于沿袭工业主导的发展模式。服务业没有得到快速发展。
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加重区域经济不平衡。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失衡容易导致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马太效应”。由于各地区的区位环境、基础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以及国家曾经实行的一些政策措施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步骤上的差异，有的地区、行业先放开、先搞活、先得到实惠，有的后放开、后搞活、后得到实惠，有的甚至还没有放开，因而没有得到实惠。实际上，发达地区改革得早，起步也早，吸引国内外更多的要素流入。步人良性循环。而不发达地区，改革晚，起步晚，越不发达越要承担改革的成本，实际上走人了恶性循环的道路。使得其与发达地区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逐步形成了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若无外力干预，会进一步扩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社会的不公平。“马太效应”不仅会在地区间收入差距上发生，同样会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发生，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差距。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劳动者身体健康程度和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但这两项的提高又要在收入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4、企业负担过重导致其创新能力不足。由于企业税负较重。严重妨碍了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制约。“十一五”规划提出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要从1.3%增加到2%，提高0.7个百分点，而实际仅提高0.45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尚不理想。2011年。全年R&D经费支出8610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占GDP的1.83%。仍未提高到2%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竞争力较弱。
三、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应对之策
1、实施结构性减税。近几年。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政府要给企业和居民让利。实施减税的积极财政政策，为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我国的全口径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五大类。据此测算。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约为36.31%。为此，要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根据目前现实可行条件。采取进一步提高对应的费用扣除标准、相应扩大低税率的适用范围、适当调低最高税率等办法，建立与物价水平的联动调节机制。与此同时。为了弥补个人所得税的不足，可考虑开征资本利很税和房产税，通过调节高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达到调节收入差距的目的。对中小企业实行结构性减税，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以进一步降低劳务的税负水平，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企业税务负担的减轻，相应可以使利润增加并让留存利润更多地用于企业运营。或为员工加薪。
2、大幅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有助于解决央企、国企凭借垄断权力和国家特许权过多占有国民收入份额，推进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再分配调节。数据显示。2007年-2009年，央企利润超过2.4万亿元，上缴比例仅为6.3%。当前，我国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化等行业基本被国有企业垄断，虽然国家多次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但由于门槛高等诸多原因，使得民营企业难以进入。因此，形成了这些行业较高的垄断利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财产。提高企业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合理的。
3、建立以公平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与福利制度。以政府为主体的再分配对于调节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从政府支出结构看，无论是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还是在政府收入占比类似的国家。相比之下。我国财政中公共服务支出的占比都属于较低水平。因此，需要加快推进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转型。建立起与发展阶段相应、以公平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公平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尽快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分工。在此基础上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制度。
4、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地方政府要把促进就业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合理确定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目标。一是支持和鼓励农业生产骨干、各种专业户和种植养殖能手安心从事第一产业。通过专业培训等途径为第一产业输送和补充高素质劳动力。二是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研发、加工和销售环节的人力资源配置结构，大力发展劳动资本技术混合密集型企业。三是充分挖掘交通运输、商贸、会展、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就业潜力，积极发展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托儿养老、休闲娱乐和家政服务业，提供更多工作岗位。
5、采取有差别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培育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其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应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使其拥有平等受教育和提升自身素质的机会。鼓励高收人群体通过扩大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更多的人受益。此外，政府在注重培育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同时。加强对中等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注重启动这一阶层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