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中国经济要避免欧洲化

    大国的难题
    虽然中国政治体制在古代有些反复，但历代王朝逐步认识到，在政治上实行集权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必须，那么，在经济上怎么办?在古代，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多采取集权制度，但是在经济上，国家太大，只能是实施分权的制度，也就是在经济事务上把权力交给皇帝那些驻守地方的亲戚、子孙或地方官。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分权的重要性。他在1950年代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而且他认为，当时苏联的体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中央计划控制得太死，通过中央机构向下纵向管理的“条条”制度，什么权力都收到中央。他认为，中国要放一定的权力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所以，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去跟苏联比，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还是比较分权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权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甚至将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都交给地方了。
    但是，分权体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约束和激励下级政府。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追求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指标比较好度量，所以，各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都采取了基于经济增长的考核。与此同时，我们前面讲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和地方官追求税收，今天的地方政府也一样，所以地方政府会努力把自己的税基做大。于是，当代中国的分权体制就得分两面看了，它的好处是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经济，它的坏处是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也不想注册地在“外地”的企业到本地来参与竞争，所以地方政府就要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本地的经济。每一个地方都想做些未来可能有大发展的产业，结果弄得全国各地产业同构。麻烦的是，最终这些产业是要面临市场竞争的，于是总有一些地方发展的产业可能缺乏竞争力，这样，他们就更有动力通过市场分割和加大补贴的方式来保护本地产业了。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一股力量在促进着市场统一，那就是制度的市场化。市场总是不断地在突破政府的管制，加上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地完善，地区之间经济交往成本降低，这些都有利于市场统一和提高各地经济的专业化程度。这两个一正一反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结果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体来讲中国的市场还是走向整合的。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我一直在强调，大国的规模经济对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经济的实现越来越需要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时。当中国经济还在比较落后的阶段，一个企业能把一个地区的市场给占领就算不错了。今天，企业越来越大，要借助于全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来实现扩张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对企业做大和整个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就不利于企业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接下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以邻为壑”的特征。从地方角度来讲，分割市场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却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分工的优势。
    我上面讲的是商品市场分割，那么生产要素市场呢?在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是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直到今天，中国这三大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分割的。在劳动力方面，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就业、公共服务的分享都和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不一样。在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医疗，如果没有当地城镇户籍，待遇就很不一样—想上公立的幼儿园都难。越是在流动人口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来人口难以享受本地市民待遇的问题就越严重。在个别特大城市，提高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还被地方政府作为控制人口的政策手段。在大多数地方，廉租房这样的福利更是仅仅覆盖到本地户籍人口，根本没有充分地起到为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福利的作用。这样的制度障碍事实上就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第二就是土地。中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于是就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中央给各个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然后再由省分配给下面的市和县，不能突破。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被作为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当地工业的政策工具，而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了严格控制。东部的地价、房价涨得这么快，其中有一个政策的原因就在于建设用地供给受到了限制。而中西部的地价实际上是很低的，以单位面积的GDP产出来度量的土地利用效率也比沿海低很多。即使如此，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的省(区、市)之间进行再配置是被严格禁止的。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这样做，是为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这是必须的呀。关于“平衡发展”，需要在后文专门作讨论，我会告诉读者，如果用鼓励欠发达地区发展本地工业的方式来追求平衡发展，可能会得不偿失。
    再来看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统一的，其实不然。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是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的，因为有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所以，在中西部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第二，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我曾经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政治级别背景对企业跨省投资的影响，发现企业高管拥有的政企纽带能够帮助企业到其他省份去开设下属企业(子公司、联营企业或分公司)，但这种影响出现的条件是政企纽带达到省部级，而较低级别的政企纽带不起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高管曾在中央政府部门任职也有助于企业异地投资。们的解释是，有比较高级别的政治纽带就可以帮企业去突破省份之间资本市场的进入壁垒。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资本市场存在分割，我们就不会观察到这种现象。第三，地方政府会阻碍资本的流动。比如说，我在调研中曾发现，有地方政府会以调查偷税漏税为威胁，阻碍企业到外省投资。
    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国内市场的统一是发挥其大国优势的重要前提。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市场统一目标还远远未能达到。那么，这种市场分割的问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与众不同。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无论怎样看中国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更小。这么多的“世界之最”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到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在GDP中占有90%的时候，城镇人口(包括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农民工)才刚刚超过50%。国际上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按照中国今天已经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是在城市生产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存在非常高的城乡收入差距了。
    与此同时，中国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的状态。与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接近两位数的水平相比，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长期很低，降低了融资成本，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在生产结构上出现多使用资本的倾向，于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量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劳动收入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结束(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度量)。当前储蓄率已经很高，未来也可能进入储蓄率下降的阶段。这样，劳动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增长都将放缓，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展望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中高速增长20年，那么，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这对于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言，也是极大的利好。那么，当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均放缓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从何处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很多都位于东亚，那么，中国能够继续这一地理上的神话吗?我认为，答案仍然在于中国是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在“发展”的意义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化，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中国也仍然需要20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城市里的第二、三产业，不断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地创造就业岗位，那么，未来大量农村人口持续进城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对于发展教育城市也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必然走向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乡间收入差距必将缩小。相反，如果城市在发展，国家又不想让农民进城，保持小规模的农业，那么，除非搞计划经济，对人口流动进行管制，但这不仅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意味着城乡间收入差距无法缩小。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也就是说，在劳动和资本这两样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借助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将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那么这条通过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就难以实现。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尤其重要。对此，国家是明白的。中央政府也强调，要从改革中求发展，要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制度红利。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是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的重要举措。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日本。很多人喜欢将当前的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相类比。表面上的确有些类似，贸易盈余大幅度攀升，一段时间以来本币升值压力巨大，房地产价格上涨明显，似乎存在泡沫迹象。对于这些相似性，必须要作非常谨慎的分析。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中国的不同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国这样存在着诸多的制度制约，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制度制约却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30年前的日本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发达状态，在1985年，其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提供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3.2%。[1]而中国却仍在发展中，其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受到抑制，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新的活力。日本也从未像中国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跨地区劳动力转移，却仍然有制度性的障碍在阻碍进城的农民“市民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大国”，这恰恰成为经济资源更有效配置的潜在空间。如果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能够持续提高，住房的实际需求就能够相应地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越快，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人口集聚的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可能能够持续坚挺，但在三线、四线城市，当前已经出现新城超标规划的现象，大量住房库存需要消化，局部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是存在的。对于房地产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在后文再专门讨论。这本书里讨论的问题环环相扣，我不得不再次请求读者们保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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