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深入的工业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前瞻及当前经济形势”的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十三五规划制定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也就是今后五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5%。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跟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度相关。本文分为两节。第一节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些国家或者地区的共性，第二节是中国具备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
    那些成功达到高收入标准的国家，对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正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说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失败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只要做错一件事，可能就失败了。高收入经济体都非常相象，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才能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
    那些成功的从中等收入发展成高收入的经济体都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储蓄、高投资。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实际并不低，超过20%，其中主要是企业储蓄，老百姓储蓄比较少，政府则是负储蓄。有了高储蓄，才能有高投资。这是说的投资，不仅包括固定资产，还包括科研投资。搞科研就是靠砸钱，中国在这方面是肯花钱的。我们有自然科学基金，规模已经达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半。照着这个速度增长下去，估计十年内就可以超过美国。
    第二，深入的工业化。成功的经济体都进行了深入的工业化。所谓深入的工业化，就是工业化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在进入中等收入之后还要持续二十五年左右。各行业的比重变化很有意思。其中农业的比重永远在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是持续的上升。只有工业很特殊，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美国是这样，韩国是这样，台湾地区也是这样，成功的经济体都是这样的。这些经济体在工业化到达顶点的时候，制造业的就业可能占到总就业的30%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能达到40%以上。现在常说中国的工业比重太高，服务业比重太低。实际上，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比重只是高了一点，和那些成功的经济体的差距并不大。中国的服务业统计很不准确，估计有10%左右的服务业没有统计进去。把这部分加上，服务业的比重就高了，制造业的比重就下来了。
    为什么制造业重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造业能创造储蓄。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非常高，资本回报的占比比较高，资本拥有者的储蓄率高。第二，制造业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第三，制造业支撑了服务业。金融、设计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需要服务于制造业。
    拿印度来说，既使美国把所有的电话外包、软件外包都拿到印度去，在印度也只能雇佣500万人，对于印度5亿劳动力来说只是1%的比例。再说美国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服务外包都放到印度。印度要想赶超中国，只能依靠制造业，但是印度现在做不到。这是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严重障碍。
    巴西的问题是过早的去工业化，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抛弃了工业化进程，当然这跟当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关系。自此巴西患上了严重的“荷兰病”。什么叫“荷兰病”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石油危机，西方世界很紧张，纷纷去找油，就在北海发现了油田。荷兰大量出口石油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本币升值，国内物价变得极其昂贵；二是制造业完全消失。巴西也是一样的。这是不搞工业化而失败的典型例子。
    第三是制造业的大量出口。成功的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型的，而且制造业占出口的比重相当高。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口了一些资源性产品、农产品，但是后来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现在比重最大的出口产品是机械产品。很多人说我们的出口技术含量低、是给别人打工，实际上我们的进步在过去三十年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
    第四是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成功的经济体在很多指标方面和那些不成功的经济体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教育和健康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比失败的的经济体要好。比如说台湾地区、韩国等很早就普及了小学教育。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犯了很多错误，但是通过对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和印度，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远远高于印度，这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第五是稳定的宏观经济。拉美地区长时间没有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货膨胀。上世纪九十年代巴西的通胀膨胀率是每个月20%。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会去经营企业。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1994年通货膨胀最高达到24%，后来一直下降，1997年之后从来没有超过10%。
    第六是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些失败的经济体经常发生政变，而成功的经济体大多有稳定的政局。
    第七是较低程度的不平等。这个大概是目前中国没有做到的，而那些成功的经济体都做得很好。比如说台湾地区，基尼系数没有超过0.37，收入分配十分公平。对中国大陆来说，可能是因为体量太大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巨大，因此基尼系数较高。
    中国具备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
    中国具有两方面的巨大优势：一是大国优势，二是经济改革优势。
    大国优势首先体现为大学入学规模。中国的大学在校生大概是三千万左右，每年600多万大学生毕业。另外，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人员，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1%。这个比重每年增加0.1%的话，到202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2.5%的水平。
    大国优势还体现为巨大的空间。中国的国土面积超过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4倍，内部差异也要超过欧洲。中国内部的差距远远大于沿海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过去发展主要是依靠沿海地区，近年来内陆地区已经开始迅速追赶。
    经济改革优势也很重要。在本轮经济改革中，金融改革是比较彻底的。政府通过放开影子银行等方式，成功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由于银行的避险特性，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是不适合创新的。想要通过金融来促进创新，必须求助于直接金融即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全社会来承担创新的成本，而创新者个人享受收益。发展资本市场也是中国正在做的。
    下面谈中国面临的短期问题，即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原因有三个，一是世界经济在调整；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调整，也就是工业化过程的顶点时刻已经过去了；三是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多人一直在谈结构问题，而忽略了经济周期。事实上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总共经历了每七年一个周期的四轮周期，目前我们正处在经济周期的底部。
    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破除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把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产能过剩，好像解决了产能过剩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上一轮经济增长太好，企业预期太乐观，加大了投资，最终在经济周期性调整中出现了产能过剩。是因为有了经济的衰退，特别是需求不足，所以产生了产能过剩，而不是相反。压缩产能，最好由市场来做，否则受影响的全是私人企业，使压缩产能成为国有企业的寻租手段，政府应该做的是把产能尽量利用起来。
    第二个误区是，由于中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而且下降得很快，所以应该压缩投资。实际上经济学家测度的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它是个残差概念，是完全顺周期的。在经济上行期间，产能利用充分，效率就很高。而在经济下行期间，开工率很低，不少工人不上班，效率就很低。这种计算方法并不准确。
    投资回报率确实在下降，但这也是合理的。资本的回报率取决于边际产出。之前有源源不断的便宜劳动力从农村涌进城镇、与资本结合，所以资本的边际产出没有下降。现在劳动力的转移几乎停止了，资本的边际回报自然下降。另外，很多投资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这种投资的期限长，见效慢，而且很多回报是社会回报，大大提高了百姓福利，但不一定有经济回报。
    第三个误区是认为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唯一选择。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提高中长期的增长潜力。短期当然有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些任务，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提高效率。
    这些和需求管理是不矛盾的。现在处于经济下行期，实际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潜在增长水平。要想把经济增长速度提上去，只能通过需求管理。从手段上看，需求管理无外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人们的认识相反，从2012年开始财政支出在不断收缩，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存款在急剧上升。这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是十分错误的。
    总结起来看，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是会保持在6.5%以上，目前的增长率低于这个水平，所以要进行需求管理。中央政府要给企业信心，让企业家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同时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如果能够这样做，中国就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建国一百周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梦想。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