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思考——第四季度经济增速缓慢回升的综合动因与调控思路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见底，第四季度将出现缓慢回升。从国内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为了稳增长、扩内需，出台了一系列防止经济增长继续下滑的措施； 从国际看，G20 会议承诺保障欧元区完整稳定，欧盟峰会就解决欧债危机达成协议，美联储增加扭转操作规模并推出QE3，许多国家纷纷降息等，都有利于我国通过投资、消费、出口的回升带动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回升动力不强，主要是还受到外需增长乏力、偏紧的货币信贷约束、房地产政策调控、实体经济困难加大等因素的影响。今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积极转型，把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作为首要任务。
    关键词：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欧债危机
    当前，在国内外环境影响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9 个季度出现了趋势性下行。对当前经济形势如何判断，今后经济增长是一个什么走势，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怎么选择，本文拟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基本判断： 经济增长已经见底，第四季度将出现缓慢回升
    2010 年第一季度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9 个季度的趋势性回落，经济增长率由12． 1% 滑落到7． 6%。当前，在下行通道上，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全面放缓的势头。从三大需求看，2012 年前8 个月全国投资增长在高位回落，消费增长趋缓，出口增长从高位大幅度下降。从供给角度考察，工业在增加值增长速度不断放缓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增长先高后低，利润增长由正变负。再从影响供求关系的几个宏观经济指标看，全国财政收入在2011 年获得高增长后今年明显走低，货币投放增长速度在大幅度回落后虽出现微升，但仍处在2009 年11 月以来的较低区间； 物价上涨势头得到控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在2011 年7 月见顶后出现趋势性回落， 2012 年8 月份跌到2011 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年内，经济增长是延续上半年的下行趋势，还是出现波动抑或上升？ 我以为，本轮经济周期性下行已经见底，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出现回升。从国内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为了稳增长、扩内需，出台了一系列防止经济增长继续下滑的措施，包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降息，央行连续通过逆向回购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大民生补贴规模，增加节能家电消费补贴等； 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 稳定进出口贸易，简化出口退税手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对外贸企业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税率。此外，向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支持经济增长。从国际看，6 月中旬G20 会议将应对欧债危机作为当前世界重点议题，承诺保障欧元区完整稳定； 6 月末欧盟峰会就解决欧债危机达成协议，允许救助基金直接向银行注资、购买国债，并推出1200 亿欧元刺激计划； 美联储增加扭转操作规模2670 亿美元，出售持有3 年及更短期债券，购买6 ～10 年的国债，最近又推出QE3，以释放流动性； 巴西、印度、俄罗斯、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欧洲等经济体纷纷降息，刺激本国经济。总之，当前国内外政策环境的变化，有利于我国通过投资、消费、出口的回升带动经济增长。
    但是，由于目前国内外环境变化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将使得今后经济增长的回升动力不强。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强，世界供求结构深度调整，导致我国的外需环境恶化，出口减速。一方面，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冲击，美、英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压力不断增大，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压缩公共需求，裁减公务人员，降低薪水，延长养老金领取年限，直接或间接降低社会消费；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导致私人需求不足。公共需求萎缩和私人需求不足，都会直接或间接降低对我国的需求。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等，正在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在美欧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供给替代效应。还有，近年来，人民币快速升值，挤压了我国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使得出口产业盈利环境日益恶化。因此，在发达国家需求萎缩、发展中国家供给替代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多重影响下，当前我国出口增长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明显回升。
    二是偏紧的货币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2010 年1 月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2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利率，另外加上冻结三类保证金存款( 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 、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货币掉期等金融措施，已使货币供给环境由过去的适度宽松转向从紧。尽管在2011 年12 月5 日、2012 年2 月24 日和5 月18 日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6月8 日和7 月6 日两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但偏紧的货币信贷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到8 月份，虽然广义货币M2、狭义货币M1 分别增长了13． 5%、4． 5%，但M2、M1增长速度还明显低于2009 年第一季度的水平( 该季度GDP 增长6． 6%) 。因此，经济向上增长仍然受到货币笼头的约束。
    三是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可能会通过投资和需求两方面继续抑制经济增长。自2010 年1 月以来，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可以说这些政策已明显见效，自2011 年9 月以来全国70 个城市商品房交易连续10 个月量价双降。为了进一步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 2012 年4 月国务院提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8月又派出调查组对16 省市进行督查，目的是绝不让房地产调控出现反复。可以预见，今后从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延续，限购政策短期内不会取消。因此，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增长将会继续受到约束，由此将使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
    四是需求结构难调整，短期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替代投资。2012 年第二季度，央行对全国50 个城市2 万户城镇储户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当前物价、利率及收入水平条件下，有80． 7%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和“更多投资”，只有19． 3%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尽管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比重比上一季度调查上升了1 个多百分点，但仅仅依靠19． 3% 的人群“更多消费”根本无法拉动消费增长并推动需求结构调整。
    需求结构难以调整的根源在于我国的体制和政策。长期以来，我国的体制和政策框架都是围绕扩大投资和增加生产建立起来的，这种体制和政策框架从许多方面都是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消费的。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产能，而不利于城乡居民增加收入，扩大消费。在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上，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在不断向高收入人群倾斜，有利于不断增加储蓄进而支持提高社会投资率，而不利于增加消费，导致社会消费率持续下降。我们根据2000 ～ 2010 年数据，按照五等分法测算不同阶层的城乡居民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变化，结果发现，占城乡人口40% 的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居民收入占当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占城乡人口20% 的高收入户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在不断上升。经济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当居民收入增加后，中低收入户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高收入户的边际储蓄倾向高。结论很清楚，城乡居民中高收入户所占收入比重越高，就越有利于增加储蓄； 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居民所占收入比重越低，越不利于增加消费。
    五是实体经济困难加大，企业利润下滑，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恶化。进入2011年以来，在货币政策连续紧缩情况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资金链条开始断裂，加之订单减少、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提高，造成企业利润增长持续回落，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甚至有些企业被迫关闭停产。当前，企业发展环境恶化主要是宏观环境变化造成的。2008 年以来，我国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实行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投放货币，大幅度增加贷款，但大量贷款都贷给了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相对较少。而2010 年1 月后，为了防治通胀，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这些措施在信贷收缩方面形成了对大小企业、国有与民营企业“一刀切”的效应。这种“放”对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有利、“收”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利的现象，正是当前企业发展环境变化的真实反映。
    有关方面对当前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当前有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资金紧张，大多数民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即使获得贷款，实际利率也要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再上浮20% ～ 40%，另外还要加担保费、咨询费等。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恶化还表现在公共服务环境变差，各级政府对企业管得多，提供的服务太少。无论是从国际经验看，还是从三十多年来国内发展实践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就业和消费。只有大力改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及时帮助它们解决在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2012 年经济增长的低谷可能出现在第三季度，第三季度末、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将会调头向上出现回升，但回升力度不大。2012 年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会低于2011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可能要低于8%。2012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下降，也不会出现硬着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速增长经济体。同美欧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还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宏观调控一旦放松经济就会过热和通货膨胀； 而欧、美、日等缺乏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经济停滞和萎缩。因此，2012 年我国经济增长下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反应过度。
    政策思考： 面向“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型
    目前，经济增长幅度连续9 个季度从高位趋势性下行，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又面临新的挑战和选择，我以为宏观调控政策应实行新的转型，把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作为首要任务。
    首先，当前稳增长、扩内需，既要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也要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上扬。比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曲线变化，我们发现， 2007 年以来是我国经济增长波动较大的时期之一，从2007 年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型曲线，先是用了7 个季度经济增长率从14． 8%下降到6． 6%，然后用了4 个季度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2． 1%，此后经过9 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又在波动中回落到7． 6%。在20 个季度里，经济增长率先是下降后是上升尔后又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为什么在短短5 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如此波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周期作用，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在短期内实行强度紧缩和强度刺激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应该充分肯定的是，2007 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但我们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技巧、节奏、力度把握上还需要改进和完善。今后在宏观调控政策运用上，应避免矫枉过正，要科学把握节奏，合理掌控力度，慎重运用组合政策。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对改善需求结构的积极作用，将支出更多地用于扩大内需特别消费方面。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依靠扩大内需来拉动，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增加消费。因此，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要任务是为增加社会消费、降低消费成本服务。第一，继续提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瞄准落后地区、农村和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同时，应继续坚持家电下乡和城镇以旧换新政策，加快落实对节能家电进行消费补贴的政策，并适当降低日用消费品消费税税率。第二，加大对边远落后地区、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第三，财政政策也要在调整产业结构、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第四，积极推进税制改革，按照结构性减税思路，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降低能源资源性产品、先进设备及管件零部件以及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商品关税，
    对中小企业实行减税减负政策，抓紧清理和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再次，适时适度调整货币信贷政策，将实际上的偏紧货币政策逐步调整为稳中从松的货币政策。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走势看，我以为应该在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的同时，实行稳中从松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供给合理增长。尽管从2011 年12 月5 日以来，我国连续3 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 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但是8 月份的M1增长还是偏低，只有4． 5%，比上年末低3． 4 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长幅度连续几个季度下降的条件下，为了矫正依然偏紧的货币信贷政策，保证经济健康增长，继续适度放松货币供给是必要的。同时，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加大，CPI、PPI 与房价趋势性下行，也给宏观政策继续转型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今年外汇占款增速减缓因素，建议货币供给增长速度M2 调到14% 左右，M1 可分步提高到10%左右，贷款投放也要相应增加； 今后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国际环境变化，相机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适时下调存贷款利率。
    最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抓紧制定并尽快推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方案，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第二，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取消现有金融机构在企业贷款利息之外附加的一切不合理收费项目。同时，加快推进资金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考虑进一步扩大银行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鼓励银行将存贷款利率浮动从一年及以下存款向中长期存款扩展，从存款向贷款扩展。建议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国家每年拨付一定的财政资金，贴息支持中小企业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试点范围，放松村镇银行主发起人限制条件，允许非国有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申办村镇银行，解决农村企业和农民贷款难的问题。研究探索民间金融发展和监管办法，促进民间金融发展阳光化、规范化、法制化。第三，加快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逐步取消限制农民工进城的种种政策。目前，我国已经到了依靠推进城镇化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时期，推进城镇化会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户籍及其社会保障制度，是限制人口流动、阻碍城镇化的最大羁绊，必须尽快打破这种制度安排，实行城乡一元的户籍登记制度，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给予农民工市民化的待遇，引导和鼓励农民进城落户。（参考文献略。来源：《江海学刊》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