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睿哲 刘胜军：从人力资本视角看中印经济差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龙”（中国）与“象”（印度）的比较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印的经济发展几乎在同一时间起步：印度（1947）、中国（1949）。 然而，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转折。1980年，中国GDP按200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为1830亿美元，只比印度的1580亿美元高15%。而三十年后的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了3.25万亿美元，几乎是印度（9,630亿美元）的3.5倍。
    导致两国经济发展轨迹上的巨大差距，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管理水平。中国有一个更加具有决断力和执行能力的政府，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官僚程序的拖累，制定出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策，并以最高的效率落实到位。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发展以及更加开放的贸易及投资政策，不仅使中国吸引到了更大份额的外商投资（FDI），且自身的制造业发展及出口也分别是印度的八倍和六倍。
    毫无疑问，上述解释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同样不要忽略了另外一个基础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这一因素，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1949-1979）, 留给人们最深印象的，可能只有那些错误，甚至是具有灾难性的政策，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然而，我们同样不可以否认，在这一阶段，中国的领导层也在竭尽所能地推动城乡经济的同步发展，促使“公平”二字的实现。事实上，为了早日达成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在教育事业和医疗服务的投入可谓空前。
    1980：中国的人才优势被较弱的实体经济所掩盖
    1980年，中国的GDP总量与印度相差无几，甚至在人均GDP上中国还落后于印度，但就人力资本的发展程度而言，中国还是具有明显优势的。这种差距尽管在现阶段有缩小的态势，但总体差距依然十分明显。
    首先，中国有一个更大的受教育人口总量，人口识字率比印度高了25个百分点。印度自独立后，在这一指标的发展上，不容乐观（虽然从12% 提高到了40.8%）。而且，中国“识字率”标准为“可以阅读1500个常用字”。这一标准，远远高于印度所规定的“可以签署自己的名字和阅读新闻标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从几千年前的封建时期开始，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成为了一个公平选拔人才的平台。许多农村地区的考生，仅因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异表现，就能一举获得提拔，担任朝廷要职。
    而印度，从1947年获得独立之后，对于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就远不及同时期的中国。直到最近的这十年里，印度才将发展教育定为了一项重要国策。其2009年通过的《教育法案》，主要内容包括了加大对于高校教育的资金投入等，即是其在迈往正确道路的第一步。
    其次，1980年的中国，拥有着一个更加“健康”的人口群体。无论使用何种医疗指标的测量方法，结果均显示了中国人口的健康程度远远好于印度，且这一态势一直延续至今 。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中国对于医疗事业的大笔资金投入，尤其是其“全民医保”概念的推进，使得农村地区的人口可以通过当地村镇医院，及时就医。在人均医疗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在2008年，中国人均医疗保障费用的支出为265美金，而印度仅为122美金。同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反映医疗设施投入的一项重要指标上的数据来看，在2011年，中国每1000名人口所对应的医院床位为四张，而印度仅为一张。
    第三，相比于印度，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的事业上，取得了更大的成效。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因此，在中国，女人被鼓励加入军队以及平等地参与各项社会工作。根据世界银行1990年的数据显示，在适合工作的年龄段里（15-64），79%的妇女积极参与社会工作。而在印度，同时期的这一数据仅为37%。这样的差距持续到了2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由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性别报告中，排名第61位，在促进性别平等这一议题上取得的成绩甚至优于同处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第98位）和韩国（第107位）。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在过去两千多年封建统治束缚下女性地位之低下，这一成就的取得显得尤为珍贵。
    最后一点，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不及印度之强烈。中国人的姓氏大约有一百多个，而这些姓氏之间是不存在高低之分的。你很难通过一个的姓氏，区分此人的社会地位。而在印度，姓氏常常成为区分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种姓贵贱的一大重要符号。此外，中国的穷人们常常秉持着这样一个信念：教育改变出生。通过教育和勤奋的工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生活质量，将会得以提高。而这一理念，激发着他们不断进取，从而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一大引擎。印度尽管从1947年独立之后，在种姓制度的解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其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观念，仍旧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阻力。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两次奇迹腾飞（1980年和2010年）的种子，早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就已在普及教育、保障医疗、促进性别平等以及消除社会阶层等各项事业中，深深埋下。
    2012：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被高速发展的经济及庞大的中产阶级所掩盖
    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无疑是强大的，其人均GDP（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我们同样要警惕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切不可被高速发展的经济本身，蒙蔽了双眼。
    首先，套用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调研时说的一句话：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总理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指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分依赖投资（2004至2009年的GDP增长中41.2%来自于投资的贡献，而印度仅为31.5%）。同时，净出口比重占据GDP总量的8.6%（印度仅为0.1%），且内需严重不足(仅占有50.3%，而印度则为68.6%) 。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投资几乎占到了中国GDP总量的50%。
    同时，为了追求高速的GDP增长，地方政府过分依赖于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制造业，使得经济的发展以牺牲环境、容忍企业的污染行为作为代价。一项由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在2007年共同展开的研究显示，由于空气及水的污染所导致的成本，占据了中国GDP的5.8%。
    第二，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平衡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引进，中国人的年龄中值为35.5岁，而印度仅为26.2岁。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工业化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在2006年，70%的中国人口处于15至59岁的年龄段内，而到了2050年，这一数据预计会下降到52% 。 当然，这一现象所导致的后果也并非完全负面 ：人力资源的短缺和相应成本的上升，将会推进生产力效率及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对于印度而言，过于年轻化的人口特征既有可能是“福”（前提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对于医疗教育的大笔投入，卓有成效。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增长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有可能是祸 （如果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失业率居高不下，那么这样的群体很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第三，许多行业里，比如高等教育，医疗以及金融机构，私有经济形式的缺乏扼杀了经济又好又快且具有创新性的发展。比如高等教育，尽管在大学毛入学率的比例上，中国（23%）高于印度（13.8%），但其毕业学生的质量，却远远落后于印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私立高校吸收了印度52%的大学生（2006年数据） ，而这一比例在中国不到20% （2008年数据）。据麦肯锡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25%的工程专业毕业生一毕业就能拥有工作，而这一比例在中国仅为10%。
    在中国，仅有4%的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而印度为79% 。并且，这些私立的医疗服务机构承担了探索印度医疗体制创新的重任。中国也是一个“单纯重视数量，却不重视质量”的国家。尽管中国人每年所发表的科研论文是印度人的四倍，可根据爱思维尔文献出版社的副总裁 Michiel Kolman的介绍，印度学者所发表论文的引用量远远多于中国学者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了专利领域。尽管中国专利数量是印度的十倍，可真正成为国际专利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方面，也饱受国际诟病。“尽管中国和印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在2011年9月的一次谈话上坦言，中国显然需要更加努力，“在这个人人拥有个人电脑的年代，我们的操作系统在印度的零售总额，是中国的六倍”。另有研究者发现，美国大型的全球连锁企业中，在其印度分支机构所能申请到的国际专利远远多于在其中国分支机构所能达到的数量 。兰德研究所的报告因此总结到：“尽管印度有其自身的挑战，特别是金融业发展的滞后，但印度在高端服务业上拥有很强竞争力，再加上其针对低收入消费者的创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印度都将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学习和借鉴
    显然，中印两国都可以从对方的发展经验上学到不少东西。而想要相互进步，前提则是看清对方何种经验是正确的，是值得学习的。对于印度和其他想要复制中国经济高速崛起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于人力资源的大力投资都是保障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而与此同时，鼓励私有经济积极参与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政策。
    而中国，则需要新一波的改革来鼓励私有经济参与市场角逐，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及金融服务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目前，中国的领导层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放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以求得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及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扩大社会福利保障的范围，以此扩大居民可支配性收入，从而拉动内需，扩大GDP总量中国内消费需求的比重。
    （注：方睿哲 (S. Ramakrishna Velamuri)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创业学教授、EMBA国际项目学术主任、管理学系系主任，刘胜军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本文英文版发表于印度Smart Manager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