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认识和建议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10月20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深化供给侧改革赋能中国新经济”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谢何刚总。尊敬的洪董事长，严院长，尊敬的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和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借这个机会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谈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三点判断，并提出优化调控的八点建议。
    在涉及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强调一下我们这次研讨会特别强调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怎么样把握改革开放基本路线和它的精神实质。在这个场合我谈自己的一点感想：前段时间有媒体朋友说希望我提出关于改革开放的关键词，当时我有感而发很快就写下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解放思想”，因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贯彻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第二个关键词是“以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深刻理解现代化诉求的内涵和根本逻辑。第三是“创新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中央说到的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这样才可能于攻坚克难中使“中国梦”梦想成真。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会议，正是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点上，大家深入探讨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力求把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紧密结合。
    我也是在这样的思维导向之下来和各位做个交流。
    下面首先，我想谈一下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认识。我想提到三点判断:第一条，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前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临近对于“L”型阶段转换过程的确认。我们在2015年以后，一直到今年上半年，在龙头指标GDP的具体表现上，是在6.7%-6.9%的很窄的区间内平台状运行，这个平台长达12个季度以上，已经中期化了，本来就是按照中央的意图，意识到必须完成一个从原来的高速发展向中高速发展阶段的转换，而把原来的粗放增长通过结构优化转为高质量发展这样的一个软着陆过程中，接近于实现“引领新常态”的那个基本意图的状态。
    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后面，第二点，我特别强调的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但短中期经济增长目标仍有能够实现的相当大把握。在最近几个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对于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全面的新分析和预测认识，要密切地跟踪观察事态的演变。当下我们不否认，仍然存在着市场的悲观情绪和恐慌心态，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股市，它在很多的敏感因素影响之下一路走低，在具体评价上，我觉得它确实带有“应激反应”式的夸张特征，心理影响因素大于实际我们已经受到的影响。但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的来消化这样的一些冲击因素，使市场上的这些不够理性的情绪化的应激反应式的不良预期收敛下来，其实还很有一系列值得探讨之处。
    在实际的运行中我们已经看到，昨天我们的监管部门、央行领导，一直到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刘鹤副总理、都有重要讲话，刘鹤副总理的重要讲话里，一些指导精神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我个人感觉是有深厚学养的学者书香根柢支撑形成的指导性意见，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来研究，怎么样把中央现在给出的清晰的信号，结合到当前的优化宏观调控的操作中。
    在这个形势之下，虽然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如果做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觉得不确定性中有一个确定性，这里可以把我的观点摆一下：
    如果从相对短的时间段来看，最短期的目标是今年，应该讲，今年两会上所说到的。我们经济运行今年规划性、引导性的目标是经济增长速度6.5%左右，这个目标的实现，应该说仍然有相当大的把握。上半年报出的是6.9%、6.8%两个季度表现，第三季度明显回调到6.5%，但是1-9月份合计仍然是6.7%。四季度不排除经济继续下行，但全年完成在6.5%左右，没有什么悬念，年度的目标仍然是有相当大的把握来实现的。再往后推，到2020年，我们还要经过2019和2020年两个年度，我们要达到全面小康这样一个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第三步中的节点目标，我认为完成也仍然有相当大的把握。因为从总量的概念来看，未来两年，使2010-2020年中国人均GDP翻一番，我们年度平均增长的保证速度是6%左右，在应对贸易摩擦升级的冲击之后，如果不犯什么大的错误，如果不出现特别极端的意料之外的情况，我们实现未来两年6%以上增长，仍然是大概率事件。这个保证速度之上跟着要配套的还有结构性的要求，最典型的就是实现全面小康必须有社会政策的托底。社会政策的托底在中国实践中，是各个地方政府层面要以相关的领导人立军令状的方式来确保实现的，在精准扶贫没有达到具体目标之前，地方的领导第一不许提拔，第二不许调动，必须把这个任务按立军令状的方式落实到位。所有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全面小康的实现仍然是有相当大的把握的。再往后，我们还要意识到全面小康只是一个节点上的要求，我们还必须要有后劲儿向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要争取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完成十九大所勾画的新的“两步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这个节点上建成现代化强国，这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就在我们面前。
    在这样的长期的考虑之下，我要特别强调第三点判断，就是应对中长期不确定性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一定要更注重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以及防范低级错误这方面的问题。防患未然、居安思危是必须要有的一种从整个全局来考虑问题时我们的战略思维特点。中国如果从运行来看，我作为研究者，基于这么多年的一些观察和自己的研究经验的积累，我觉得主要可以担心的，不在于中国剩下的发展纵深和空间如何——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未来还有非常可观的发展纵深和空间。我们实际的工业化评价，沿海地区是中后期，中部和西部很多区域是中期和初期，整个中国更实事求是的判断，应说我们的工业化是在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过程中，未来纵深的打开，又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而中国的城镇化现在真实的水平是什么呢？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2%出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58%出头，和前面这个更真实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数据如果做个中和，中国真实城镇化率充其量接近50%而已。按照一般的国际经验，后面还有20个点的城镇化高速发展期，一年上一个点还要走20年。这个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还要继续不断地表现，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体，是第一人口大国。我们这个市场潜力伴随着又有现在已经形成的全产业链式格局下我们的回旋余地，我们的韧性。所以，我并不特别担心中国的发展受到潜力制约，但是我作为研究者特别担心的，是我们在黄金发展期的特征正在消除的过程中，矛盾凸显的特征越来越突出起来。矛盾凸显特征下，考虑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有更开阔的眼界，我们所讨论的很多经济问题，一定要防止它的社会化，甚至是政治化。这方面我按照解放思想的导向，想放开和各位探讨一下我的观察。
    就说这一段时间，在高度敏感的社会氛围之下人们反复探讨的民营企业投资的下降到底怎么认识。开始的时候在2016年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了，2016年演变到七八月间，民营企业投资在同比指标上落到了只增长2.1%，改革开放以来从未见过如此低迷的状态。同时民营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当时我接触到的政协傅育宁委员，是国企华润的掌门人，他的观察直言不讳地说，“不惜工本”在做海外的布局，或者我们说的，带有慌不择路的特征。在国内投资低迷，在海外见什么买什么，什么酒庄、俱乐部，能买什么买什么这种不惜工本，慌不择路的对比说明什么？我不认为只作一些技术性分析有多大的意义，我认同学者在一些还算比较敢说话的场合所特别强调的，要意识到这和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有关。后来中央一系列的解决问题的方略，正是抓住怎么在大方向上、在基本产权保护的安全感上，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希望感引领方面，要解决问题。从总书记2016年两会上工商联和民主党派联席会议上强调“亲清”二字以后表态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一直到后来的一系列重要文件，新近又一直延续到中办、国办联合发文，对于民营企业一开始强调的不要再去动不动追究人家的所谓原罪，到后来所强调的民营企业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民营企业家在实际生活中的企业家精神，要得到弘扬，要坚定不移地保护私有产权，在加快编纂民法典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已经落实到长远发展基本的法律制度建设上，还有所指地、针对性地、要解决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十九大前后这个事情中央是直接部署的，十九大之后我们终于看到张文东案翻过来了，坐了十年大牢，现在宣判无罪，后面还有一系列我们还必须拭目以待的引起社会关注的典型案件。最近又得知牟其中案重新审理，最高法院明确给出了信息。这里面一波三折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也可以说，其实这个事情就像有的人所讲的，一个错案冤案的纠正，胜过一沓文件。中国现实情况下有很多阻力和复杂的问题，但中央这方面有指引，有关部门要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这个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在民营企业发展碰到现实中间一系列挑战性的场景中，最近还有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民企退场”的问题。十九大之后，一方面中央那么好的精神强调“两个没有变”，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等等，另一方面十九大的精神在贯彻落实中却出现了另外的声音，人大资深教授在求是网上登高一呼要消灭私有制，引起人心惶惶不安的冲击，前不久又有民企退场论，又有了对所谓公私合营的大家的担忧，实际生活中，也有一系列具体的国企收购民企的案例，反复为人们所观察和议论。这种背景下，我认为我们要特别注意，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怎么样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九大“两个没有变”这样重大的指导精神，这才能形成我们的抗风险能力，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更好把握“做好自己事情”的确定性。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多元化，但社会应该形成的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内在逻辑契合的主心骨式的导向是应该由方方面面努力一起来让它发挥最大的正面效应。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和它内在相关的另外一些社会上的事件，值得我们提到。比如崔永元前一阶段的炮轰，现在还余波未尽，大家还在继续观察。它带来的是几大界域的连锁反应及其对我们如何保持现代化进程的综合考验，从影视界、文艺界切入，已经涉及到整个经济生活维护公平正义的税收领域、工商管理领域、我们的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怎么样能够树立公信力地回应社会关切。我们的舆论管理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不是简单地一味地删帖，而是要组织大家能够更好地按照宪法，按照国家相关的一些规则，做有意义的讨论。实际生活中，公民意识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它无庸讳言又伴随有民粹主义情愫提升，在推进现代化实现新时代飞跃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历史飞跃的得来，伴随的一定有怎样使公众利益最大化，怎么使公民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个机制，和实际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系列的纠结、一系列可能产生的扭曲这样复杂问题的处理。
    和这样一个视角相关的还要提到，和经济切入点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群体事件的案例，我们都不可掉以轻心：实际的现象，我们这大半年碰到的有一系列如教师待遇引起的问题，老兵待遇的问题，医闹，强拆等等这样的问题。看起来是一个经济待遇，后面关系整个一套利益分配格局、规则，一直联系到老百姓关心的能不能实现美好生活里所应该得到的公平正义。
    像强拆这两天又看到令人非常遗憾的情况，扬州又出血案，有非常大的冲击力。北京郊区也是这样，我知道，最近听到的有总参退休的将军在郊区也碰到了强拆问题，一些老人碰到的是原来人家已经出了钱所拿到的他们的不动产，不能再进场了，是特警在那儿黑压压的一片，挡着那些老人不让他们进场。这些事情就在我们身边。如果对这些事情不能得到应有的一种尽可能高水平的处理的话，它在实际生活中是“矛盾凸显”对我们所形成的很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冲击的来源。
    
    
    有一些东西带有荒诞的意味了，比如前一段大家都在关心，在我们长三角浙江大学，一位学院的领导于学院演讲中讲到“道义担当不应该成为稀缺精神”。这个演讲也发表在钱江晚报上，后来说由于他的演讲和相关的一些不当言论受到了处分，大家就在文字上反复找他的不当处在哪儿，找不出来，也得不到学校方面的任何解释。后来看到的就是网上消息被统统删掉，包括我都碰到这个问题，我实在不能理解。
    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有时差，早上睡不着，在这种情绪化的情况下我写了一段文字，今天时间关系不念了。我是不能理解，我们共产党人在早年以李大钊为代表提出的“铁肩担道义”，到了中国现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个“道义担当”怎么成为敏感词和被屏蔽的对象。如果说他有别的问题，那你说清楚呀，大家都在注意这个道义担当，怎么能采取这样一种荒诞的方式。由我指导的学生跟我说，看到这样的社会氛围我们很绝望。我劝说，你们不要绝望，中国现在确实错综复杂，但是在不确定性中要看到我们的确定性，我就不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朗朗乾坤下连“道义担当”都不能提。这些荒诞的东西就在我们身边，要见微知著，防止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混合在一起，冲击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在实际生活中，经济的问题往往涉及利益调节，涉及到结构化，怎么保护相关的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案例。在北京这样的场合，我注意到，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有一些很好的原则，如消除火灾隐患，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但是怎么会引出后来大家议论纷纷的不良的执行情况？“环保风暴”这个概念有点运动式的意味，但它方向是正确的，抓住环保是我们的攻坚战，但怎么会把北京周边郊区和河北凡是烧煤的炉子都拆掉后却发现要供应给居民的燃气却完全跟不上，这不是当代生活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吗？居然就这样发生了。军队不得经商，原则非常正确，但是早已经有经验，军队所在单位沿街铺面，完全可以把运营场合委托给地方，但是我们所在的阜成路，还北京翠微路、玉泉路等地，大片军队单位外墙已经形成的商店、商业场所，包括银行等，包括很多便民的场所，被统统拆掉，打击了多少GDP和税收不说，打击了多少老百姓的生计？相关有效投资、有效消费怎么撑起来？这是在第三点判断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重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进一步应对复杂局面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导向之下，防止出现不应有的低级错误。
    建议方面我简单提八个方面：
    我们作为研究者积极讨论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方面的第一条，就是在所谓贸易摩擦升级、头号强国全面遏制中国的形势下，我们仍然需要沉着应对，善于守拙，不要陷在意识形态里贴标签，走极端。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诚心实意地保护产权，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推进国企、民企的混改共赢，充分重视刘鹤副总理做出的清晰论述，我们整个产业链条中国企、民企的关系是共同发展实现共赢，这是有非常扎实的经济学分析所引出的认识依据。
    第二点，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一定要继续贯彻邓小平所强调的绝不当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确实有很多成就，但是必须看到我们还有短板，即使我们冲到世界当下竞争领域里前沿的像高铁这样的邻域内，我们也有具体的短板。比如高铁的轮轴，中国完全依靠进口，科技日报的总编，专门组织了有关人员推出几十个专栏的文章，说明我们在重要的核心技术领域里我们技不如人之处，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更好地意识到我们存在这些短板。邓小平告诉我们不要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当了这个头很多优势反而就失去了。这是战略思维。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在当下对我们仍然有非常强烈的指导意义。
    第三，应该特别注意，怎么把贸易摩擦升级这个坏事变成好事，把压力变成动力，就一定要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在开放的全面性方面，实际上带来的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中间中国和其他的经济体，包括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曹德旺到美国跟着产能布局建他的汽车玻璃工厂，特斯拉的马斯克到上海签约建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外资投资的新能源汽车的工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发展起来，追求共赢，这就是在大家对于和平的认同方面取得进一步共识的基础条件。在和平发展这方面，中国过去已有一个邓小平的基本战略判断，就是我们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点性的认识，否定了过去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基本战略判断。这个战略判断的学理的分析，我们新供给研究群体已经在做出一系列说明，我认为从学理上来，最简要地说，共享经济的发展是大家看到的有目共睹的现实，共享经济从正面的推动，加上在二战以后早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核威慑从反面的约束，合生一起，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成为极小概率事件，全球的风云变化中，大家根本出路就是在寻求共赢式的和平发展。这个和平发展概念其实会对应到一个我们说了很多年的概念上，即所谓“和平演变”，而我认为和平发展情况之下，和平演变绝对不是单向的，人家演变我们，我们也可以演变人家。你真正的自信在哪里？就是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走通一个共赢之路。在这个方面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一定要坚持全面开放，开放会倒逼我们怎么样更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倒逼我们怎么跟上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流，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
    第四，在开放条件下，中国要在贸易摩擦升级压力之下“变被动为主动”，一定要利用自己的潜力空间，非常好地扩大内需。在投资的方面，有效投资的空间可观、可贵、可用，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从中心区看，我们有多少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得赶快抓紧建设，要建成跟纽约、东京等等类似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而且分好几层，要立体化。整个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里、必须解决的很多的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儿，实际上整个投资量是巨大的。比如全中国缺城镇中心区域五千万个左右的停车位，北京、上海停车位的缺乏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停车位静态投资十万块，绝对是保守估计，五千万个，就是5万亿的投资量，千头万绪的事情中，这一件事情十几年做得完吗？它是不是直接对应着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是可找到这种中国有效投资潜力空间释放的一个可操作路径呢？很多的企业家已经注意到，在地皮很紧的情况下，要这用高科技发展地上地下多层的立体停车装置，我注意到长三角一个企业家说，已经有这方面的供给能力。在实际的具体样板工程里，地下五层，地上五层，最远处的车调到地面上50秒，这才能适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全可以对接PPP。政府钱不够，但是民间资本可以进来，这个停车场停车位一用就有现金流，对接PPP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要的有效投资的创新机制。我们的消费，一定要有效投资和向好预期支撑起来，让它的潜力发挥，光讲调动消费潜力，其实容易走向误区。一定是我们有效投资和向好预期引领着老百姓更敢花钱，老百姓的收入可以更可持续地提升起来，而且避免“福利赶超”所带来的民粹主义偏向。
    第五，中国实质性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是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儿——这是总书记的原话，也是克强总理所说的我们的最大红利。攻坚克难方面大家确实有一系列的困惑、步履维艰的表现，但是也要看到，今年已经看到一些重大的进步，比如在三中全会提前召开之后，今年两会上布置了大部制改革多年未有的终于迈出比较大步伐的方案。我们的个税改革，在修改相关法律之后，跟着社保方面基本养老缴费的管理调整，带出了一个养老金全社会统筹应该乘势实现的机遇：把分散各地的至少几十个蓄水池，变成全社会共用的一个蓄水池的话，马上可以考虑随互济功能提升，而把基本养老缴费的标准往下调，顺应企业和社会需要，缓解当下矛盾显化的纠结。3/4的企业过去长期没有达到法定缴费水平，现在一旦暗翻明，使有轩然大波。总理明确表示不能提高负担。那今后怎么办呢？必须考虑现在按兵不动的旁边，赶快把制度建设跟上，把规范的缴费标准往下调，这样大家一起在新的起点上规范化地依法办事，这是我们应该寻求的由改革带出来的境界。
    在企业混改方面显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我昨天在政协参加经济委员会的专门会议，也注意到，到会的国企方面的同志和非国企的同志观点明显不同，但是有没有共同点？一旦做PPP，会意识到PPP里这些特殊项目公司SPV一做做20年、30年、50年，还有更长时间的，是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而且政府方面天然不想一股独大，使企业方面愿意参加。这些事情如果能按邓小平说的找到方向和切入点，不争论，至少是少争论，由事实让大家认识这些创新机制，是我们最好的推进路径，改革攻坚中我们应特别注重抓住这些机遇。
    第六，我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有非常合理的内核，应该向西为主，循序渐进，继续把这些事情做好，锻炼中国人怎么学习处理复杂的事情，怎么跟其他经济体一起实现共同的和平发展。
    第七，人民币的国际化方面，我们心里要有数，长期打算一定是几十年的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把人民币国际化——是要通过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自拆防火墙的这样一个关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小川行长卸任之前已经强调这个改革非做不可之后，我们现在确实还得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机遇出现以后来自拆防火墙，然后再接受市场的考验：人民币作为一个形式上看起来的硬通货，能不能为世界上更多经济体接受，不光作为结算货币，而且作为储备货币和避险资产。这一定是几十年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八，怎么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新供给研究群体一开始就注意到硬实力旁边，软实力问题这篇文章远远没有研究和破题，但这又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借这个机会汇报这些不成熟的想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