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

    
    
    嘉宾：常修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报记者：潘如龙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要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提升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本期我们特别邀请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来谈谈如何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这一重大问题。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记者：常教授，谢谢您在新年伊始就接受我们《之江会客厅》的访谈。2017年《之江会客厅》专栏创设时，您曾是第一位嘉宾。
    常修泽：很开心与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的浙江朋友交流。进入2020年不久，世界棋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动因素，值得我们关注。
    记者：习近平主席在二○二○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一年来，改革开放不断催生发展活力”。2019年11月5日，他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强调，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您认为20年代应如何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
    常修泽：改革开放确实在催生我们国家的活力。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怎么“越开越大”呢？我提出3个关键词，6个字：地域、领域、文明。
    首先是“地域”越开越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放的对象将越来越多，基调是“向全世界开放”，注意，我讲的是“面向全世界”；二是开放的地域也越开越大，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一直到东北和海南等开放新前沿。
    其次是“领域”越开越大。简言之，我把它概括成“五流加一升”。“五流”即：资金流、技术流（包括信息流）、产品流（包括服务品流）、产业流、人员流，五流全开放。领域重点是要适应新的形势，研究新的特点，上新的台阶。新在哪里？新在下一步将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提升。“制度型开放”，将成新的看点。
    最后是中外“文明包容度”越来越大。“风物长宜放眼量”。在21世纪的今天，这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中外文明之间，第一步是“包容”，第二步是“交融”，最后有一部分将可能“融合”，当然交融中会有“博弈”，但前提是文明包容。我在2013年出版的《包容性改革》一书中，引用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一段名言，阐述了这个观点：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根”，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命运”，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多样的，文明是可以包容的。这是20年代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趋势，应引起重视。
    “善用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深化改革”
    记者：2019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您是专门研究体制变迁理论的经济学家，能不能重点就经济这个领域来谈谈这个话题？您认为当前经济领域的改革主要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常修泽：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开放倒逼下的中国改革面临纷繁复杂的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经济领域，开放倒逼下的改革怎么办？我在2019年曾发表了一篇《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论”》，即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两个“突破点”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创新完善产权制度这个“突破点”上，我认为，首先应该从“广义”角度把握产权内涵，既包括经济领域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又包括知识产权等各种人力资本产权，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2018年和2019年中美经贸摩擦涉及知识产权等各种人力资本产权以及其他产权等。
    其次是把握“民营经济内在制度要素论”。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作出两个判断：“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一个是“制度的内在要素”，一个是“我们自己人”，这两句内涵很深刻，是个制度性判断。
    最后是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四根支柱，即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产权交易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开放倒逼的新形势下，必然要求四个产权制度更要“界定清、配置准、流转畅、保护好”。
    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突破点”上，一是要排除干扰，把“市场决定论”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但在实践中遇到干扰，也有一些悬空，所以，我说，要“排除干扰”，要“落到实处”。
    二是要针对“短板”，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指数”。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短板主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第二个是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第三个是政府机构的规模扩大指数。从我实际调查来看，这三个要点在地区之间的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浙江情况比较好，例如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提出企业“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我在很多场合反复讲浙江这八个字：“不叫不到”就是不干预嘛，“随叫随到”就是为企业服务，当“店小二”嘛。浙江近几年大力推进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更是实实在在的为企业服务的有力举措。
    三是要以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案例为鉴，“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首先要“奔着”确立国企市场主体地位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去。其次，随着开放倒逼，三类国有资产如何资本化，即经营性的国有资产、金融性的国有资产、资源性的部分国有资产怎样进一步资本化，这些都是要素市场化配置需要从长计议的问题。
    四是要放宽市场准入，着力清除市场壁垒。“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提法，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绕不过的问题。传统的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应按照《外商投资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切实放宽市场准入，消除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扩大投资。
    我认为，以上四个问题是当前要素市场化配置框架之支点。
    “提升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记者：我记得，2019年4月，您在《人民论坛》发表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构思和实践举措》，看了很受启发。2019年12月22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您怎么看这份文件对于深化经济领域改革的重大作用？
    常修泽：我认为，这份文件的核心命题是寻求“公平”，或者用经济语言说是“竞争中性”，包括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这是符合开放大势要求的。
    当然，若要真正做到公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从理论上应确立“共同经济基础论”；从实践上说，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例、政策、规划、法治环境等一系列配套举措。
    目前这个文件还是一个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以“公平”为核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命题是很好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开放倒逼的情况下，适应经济全球化对公平竞争的要求。这不，走在前列的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很快就出台了《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作为全国第一部相关领域省域层面地方性法规，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确立了保障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原则，充分体现了“竞争中性”。
    深化经济领域改革的实现路径
    记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对于经济领域有一些新的提法。请您谈谈如何实现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
    常修泽：在今天，深化经济领域改革的实现路径，我认为可以把它综合为“三个转型、一个支撑”。
    第一，推进经济体制转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这40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一些经验作了高度概括，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作了界定。主要是三条：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跟过去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比，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对于下一步经济体制转型，从产权角度来说，我建议抓三条。 第一条，扎扎实实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点，浙江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第二条，促进作为我们“自己人”的民营企业及民营经济的发展。第三条，尝试推进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新型所有制结构，像深圳华为公司一样。
    第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重点是产业结构转型。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在《乱中取胜》中指出，世界这么乱，在乱中怎么取胜？他说：“不是老想分享市场，而是要考虑创造市场。不是取得一份较大的馅饼，而是设法烙出一块较大的馅饼，最好是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我们今天的产业转型就是要想办法来“烙新饼”。
    产业转型上“烙新饼”，应该新在哪里？2019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请浙江大学的著名院士讲“区块链”，给我们以深刻启示——要关注新一代高新技术。除“区块链”外，值得重视的还包括：5G、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材料等诸多产业。这些领域对于中国自身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推进发展方式转型。马克思曾提出劳动、资本、土地三大生产要素，至今人的认识已经扩展到七大生产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讲到分配问题时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要记住三点：哪些要素？七大要素。谁来评价贡献？市场评价。按什么决定报酬？按贡献决定。这一切需要高素质的人，这就需要有像马云那样的“新主体”。
    最后，是一个支撑——靠打造“新主体”来支撑。创新驱动当然可以搞“小四新”，即“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但我认为，更应该搞“大四新”，即“新体制、新供给（包括‘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要素组合（包括前面讲的七大要素组合）、新主体”。其中，解决转型的新支撑问题尤其需要打造“新主体”。新的主体在哪里？一是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二是各种技术创新者；三是各类工匠，工人师傅里面有很多是工匠，甚至是“大国工匠”。这三股力量是企业转型依靠的新主体。
    需要强调的是，培育创新者必须严格保护产权。“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企业家”。怎么保护产权？怎么保护企业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6年11月和2017年9月分别发布了保护产权和保护企业家的意见。在21世纪20年代，全国应该切切实实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希望浙江在这方面能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