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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世界经济经过2007年以来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正在波动中缓慢复苏。这次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又导致政治危机，不少发达国家负债式增长不能持续。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2007-2010年世界新增失业人口，55％在经济发达国家，现在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失业率都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全球失业创历史新高，达到2亿人，其中年轻人占1/3以上）；国际金融体系脆弱，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这是长期赤字预算的积累，短期很难消除，而且有继续扩大之势；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不稳，实际上并没有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一些头牌经济学家，例如费尔德斯坦和萨默斯都发表文章谈美国如何避免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的问题；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也使国际经济形势增加了变数。这些风险又大多相互关联，而且许多是“两难”选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缩小赤字和债务则需要紧缩，二者很难兼得。这就增加了克服危机的难度。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要顺时应变，既要应对当前的危机，又要考虑危机过后的长远发展。我国前两年实行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有很大成绩，经济总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有负面影响，主要是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增加，要有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消化反危机政策的后遗症。2011年经济增长会达到9％以上，2012年也会在8％～9％。通胀压力趋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正常的，是主动调控的结果，近期没有大的风险。风险在中长期方面，所以需要把握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
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认为，以下四点对于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和政策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从人均收入看。2000年我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2010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将近50％，人均超过4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坎。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的划分标准，低于995美元是低收入国家，996～3945美元是下中等收入国家，3946～1219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超过12000美元为高收入国家。我国现在经济总量增长，人均水平提高，正引起消费结构升级，相应地也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必须有更高的发展质量，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在减弱，会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老龄化也是重要因素。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6.8％，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7％，高于世界7.5％的平均水平。中国正在快速老龄化。有专家预测，“十二五”末或“十三五”初，劳动年龄人口将是零增长。“未富先老”的老龄化会带来新的社会压力，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继续发展。
（二）从社会结构看。据最新普查数据，城市化率2010年是49.68％，今年会超过50％，“十二五”期末将会达到54％左右。这意味着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的基本国情，现在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的转折点。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很多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这不仅是城市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也有下一步农村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未来面貌的塑造。
（三）资源和环境的制约。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加上增长粗放，资源和环境制约的严重程度是过去想象不到的。2000年消耗14.5亿吨标准煤，2010年达到32亿吨，增长1.2倍。即使努力减少单位产出消耗，消耗总量和进口总量还会继续增加。例如石油，现在年消费4亿吨，进口占50％以上，预计2020年消费将达到6亿吨以上，进口占65％以上。靠拼资源的粗放式增长不可能持续。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有后发优势，例如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也有后发劣势，资源和环境制约就是后发劣势，我们没有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那种方便。
（四）国际竞争面临新的形势。国际经济危机正在促进新的技术革命，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抢占后危机时期的技术和经济制高点，国际市场竞争的格局也在变化。今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中国在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我国商品出口额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中自主品牌不到10%；名牌更少，世界前100个名牌商品中国没有一个。即使是统计中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部分也是中低端加工装配环节产品，国内增加值不高。国际市场资源价格上涨的趋势，加大了我国制造业成本，削弱了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受到限制。
这就是中长期发展大的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确实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二、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
在今后五年、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不论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是从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来看，中国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按世界标准，还有1.5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按国家现行标准，有3400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2300万城镇人口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问题也只有在发展过程中解决。
但是，现在强调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并不是任何什么样的发展都是“硬道理”。不是批评“发展是硬道理”不对，而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需要深化。可以说，“科学发展”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发展中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发展是硬道理”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过去经济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代价解决温饱问题，加之当时主要是纠正“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只要抓经济建设就好，这给发展理念和政策打下很深的烙印。其后果是，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很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收入差距大，社会矛盾多。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发展方式还有它存在的客观理由和难以完全避免的性质，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种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
现在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基本精神，也就是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条是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一条是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一）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的方面，真正把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发展的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不是说速度问题不重要。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需要保持比较大的投资规模，建设一大批重要工程项目，也需要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应该说，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从认识到实践已经解决了。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在不少方面是把增长速度放在突出位置的。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弊病，都和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有直接关系。现在成为突出问题的，不是争取更快的速度，而是提高各方面的发展质量。现在只有少数省、市“十二五”规划增长速度下调，绝大多数地方规定了很高的速度，而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进展不够。根据专业机构评估，今年上半年，京、沪、浙经济增长速度全国倒数前三，而经济质量排名前三。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粗放增长的路子不能再走，实际上也难以持续，资源环境不许可，国际竞争不许可，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要求也不许可。在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上，必须切实把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放在第一位，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协调，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内容。对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要求，实现经济总量目标和人均目标不算难。真正难的，是提高发展的质量，这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目标，实现难度都比较大，需要做更大努力。“十一五”规划执行结果很能说明问题。总的说，“十一五”规划执行情况是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2％（规划预期7.5％），而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的四个预期目标，只完成一项，就是城市化率；其余三个指标没有完成：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当然总量是增长的。中国企业研发投入还没有一家进入世界1000强。这说明，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结构的。如果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下更大的力量，今后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困难。
（二）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把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更长期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这些年消费率是下降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投资率比较高、消费率比较低，有一定的客观理由，也有不可避免的性质。在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比较低的消费率也可以提高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实际上这些年来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是有明显提高的。但是，和投资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民生改善相对缓慢，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积累的问题比较多，有些方面矛盾很尖锐。我们有很可观的经济总量统计，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增长都很快，但往往没有注意到，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的统计往往掩盖了个体之间的差异。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农村地区、贫困地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生活特别需要关注。“十二五”规划提出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还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现阶段正确处理社会分配关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回顾历史，可以说，这30年是以和前30年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前30年是农产品的低价收购和统购统销；后30年是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这种“原始积累”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长久持续。现在，劳动成本在上升，土地成本在上升，就是说，生产要素的低成本在发生变化，“原始积累”时期正在结束。这种变化趋势是不可逆的。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在逐步完善，不能无限制地继续扩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继续扩张也没有市场。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已经发生变化，过分依赖投资已经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在改善民生方面多做文章，包括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保障水平，以及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些方面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会成为新阶段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经济发展方面出问题，常常是慢性病；社会方面的问题，平时可能表现并不怎么突出，如果不注意解决，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具有突发性，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实现转变，现代化建设能否比较顺利地进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归根到底取决于民生问题的解决。
改善民生，
一是靠增加居民收入，二是靠改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往往带有普惠性和均等性，所以增加公共服务也是缩小差距的重要途径。在不等量的基数上加上等量，差距是缩小的。改善公共服务需要政府增加投入，特别是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更需要政府投入。1952年国家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1978年突破1千亿元，用了26年；1999年突破1万亿元，用了21年。从1万亿元到2003年突破2万亿元只有4年；2010年达到8.3万亿元，2011年会突破10万亿元大关。当然，这里说的都是现价，没有计算通货膨胀因素；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国家财力的增长也非常可观。这就有可能用更多的财力解决民生问题，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近年来开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实现全覆盖，农村养老保障已经在全国30％以上的县实行，全国普遍实现了养老金的省级统筹，这些都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突破性进展，也是“十一五”时期最大的亮点。虽然现在保障水平还很低，有些制度还没有实现全覆盖，但可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为继续发展提供了好的起点。
改善民生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关键是把握适当的“度”。国家财政收入在增加，但13亿人口，8.3万亿元，人均只有6000多元人民币，约合1000美元，而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财政收入人均都在1.3万美元以上，是我国的十多倍。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花钱的地方也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口多，社会保障起点很低，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必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广覆盖就是全面覆盖城乡，但只能保基本，水平只能逐步提高；因为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衡，所以要多层次；可以持续才能有更大发展。做好事也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可能一天做完。社会福利刚性很强，增加皆大欢喜，要减少是很难的。人们的期望水涨船高，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如果社会福利步伐过大，超过了经济承受能力，就会损害经济发展的活力，一旦难以持续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国际上有不少这方面的教训。
转变发展方式，我们既要有紧迫感，也要看到，技术的进步，发展方式的转变，都是一个比较长的渐进发展的过程，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之所以能够持续，也说明它还有一定的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许多“两难”选择：既要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又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既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增加就业；既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要实现技术进步；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既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注重公平，又要提高效率；既要刺激经济，又要防止通胀；等等，许多领域都有“两难”问题。在每一个方面都提出过要求，都应该做最大的努力，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在所有这些“两难”的每一个方面都达到最大化，只能达到最优的组合。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需要统筹兼顾，找到平衡和双赢的道路。不是停下脚步转变发展方式，而是在发展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现在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有些和发展阶段有关，也有不少是由体制机制不合理造成的。许多问题不是没有认识，我们提出的许多理念都是很先进的，但是改革不到位，没有体制机制保障，政策不落实。例如，资源价格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排污收费过低甚至免费加剧了环境污染。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说，国外能源节约50％以上是靠价格调整。又如，现在对财税体制改革呼声很高，这涉及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收入关系的调整。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前，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越来越低，实行分税制后这种情况得到根本改变；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的比重可能偏低了，需要适当调整。又如，不合理的土地使用制度是造成增长方式粗放和“三农”问题困境的重要原因，改革势在必行。再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是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大事。前些年批评孔夫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他主张贫穷和平均主义；贫穷和平均主义不对，但孔夫子还是说对了一半，收入差距悬殊也不行，应该是既患“寡”也患“不均”，就是说，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总之，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通过深化改革提供体制保障，“十二五”时期必须在改革方面取得更大进展。这同时也意味着大规模的深度政策调整，并不容易实行。
我们的目标，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提供了体制保障，30年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提供发展模式的保障。能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关系中国现代化的前途。
三、在国际环境变化中谋求更大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是半个世纪以来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客观上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中国因为在危机中的优异表现而国际地位提高，影响力扩大。当前和今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低速增长、结构调整和体制重建，国际经济格局和大国关系正在发生大的调整。我们要在这种变化中谋求更大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领域都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国内发展必须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影响世界，世界也影响中国。变化着的中国和变化着的世界，有一个相互了解和适应的过程。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妥善处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转变；从出口和吸引外资为主，向进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转变。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性，同时也提供了加快转变的契机。这种转变涉及很多方面。这里只谈几个突出问题。
（一）继续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进口。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外需不再重要，不要继续扩大出口。现在外汇储备多，贸易顺差大，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不是靠压缩出口，而是靠扩大进口。开拓市场对任何市场经济体都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内需和外需都是开拓市场的问题。我国商品出口额已经占世界第一位，为什么还要继续开拓国际市场呢？第一，国内企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工业产值已经占世界20％，据工信部统计，世界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中国产量第一，国内制造业一部分产能要依赖国际市场消化吸纳，就是说，需要继续扩大商品输出。第二，扩大外需也有利于扩大内需，例如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第三，为了优化出口结构。我国商品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美和日本，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容易使贸易摩擦增多，外部风险加大，所以既要巩固原有市场，也要开拓新的市场。第四，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现在，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巴西和其他亚洲、拉美国家，也在积极扩大出口，发达国家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鼓励传统产业回归，推进“再工业化”，而国际市场增加容量有限，竞争非常激烈，保住原有市场和开拓新的市场都不容易。有人做过研究：2006年和2000年相比，“全球化”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减少80%以上；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这些大报对“全球化”使用得更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成为一种浪潮。当然，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因为全球化带来成本的降低和共赢。美国反全球化的势力也不小，但据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腾研究，美国每年因全球贸易增加的财富为1万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1万美元；同时有50万人因此失业，年经济损失500亿美元，得失之比为10000∶500。即使如此，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贸易下降幅度大于经济下降幅度，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抬头，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报告，最近半年就有194项保护主义措施出台。保护主义不是短期的问题。现在，经贸摩擦和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题相互交织，从产品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使形势更加复杂。我国商品出口已经占世界第一位，有些产品已经占世界市场比较大的份额，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1995年以来，我国一直是全球反倾销措施的最大涉案国，涉案金额不断扩大。在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史上，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两种基本政策取向。贸易自由主义是强大者的武器，贸易保护主义是弱者的武器。我国是出口大国，要高举反对保护主义的旗帜，促进全球贸易公平公正和稳定发展。但是，在强调开拓国际市场的时候，必须看到，过去那种“出口创汇”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国涉外经济利益已经不仅是扩大出口，还要综合考虑进口和对外投资。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把争取进出口基本平衡作为对外贸易的战略目标。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满足国内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我国进口石油和铁矿石是零关税，对其他资源甚至某些“高档消费品”，关税也可以降低。2010年我国关税收入共2027亿元，其中出口税150亿元，进口税不到2000亿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4.8％，降低税率还有余地。
（二）资源安全保障。现在石油、铁矿石、铜、铝等主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都高于50％。有些传统的出口产品，例如煤炭，已经成为净进口。农产品也是净进口，进口农产品相当于节约3亿亩耕地。即使努力开发国内资源，例如发展水电、风能和太阳能，也很难赶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必须实行更加积极进取的开放战略，从国际市场获得资源保障。问题是，许多重要资源的国际市场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我国作为后来者会遇到严重障碍和激烈竞争。我国进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接受的是以经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既定游戏规则，并不是初创时期的规则制定者，这也是后发劣势，争取包括进出口商品定价权在内的话语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扩大对外投资。我国长期资本短缺，对外投资很少，境外直接投资是近些年逐渐增多的。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688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流量的5.2％，由2005年的18位升至第5位，首次超过日本（563亿美元）和英国（110亿美元）。截至2010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亿美元（吸收外资1万亿元），增长很快，发展势头不错，但对外投资存量只和丹麦相当，不到全世界存量的2％，相当于美国对外存量的6.5％，英国的19％，法国的21％，德国的22％；美国2010年为3200亿美元，超过我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现在我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贸易顺差增长速度虽呈下降趋势，但短期不会根本扭转。可以作一个总的判断，就是：中国已经由资本短缺变为资本相对充裕和过剩。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这就需要在继续吸收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对外投资，进行资本输出。据美国亚洲协会发布的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但目前总量还不大，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常说世界500强有多少在中国落户，而我国企业持有的跨国公司的股份乃至在整个发达国家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数量都很少。“我们”中有“他们”，“他们”之中没有“我们”。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我对外投资的9.4％。即使国际媒体炒作很厉害的中国对非洲投资，2010年底存量只有13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4.1％，在我国对非洲投资中资源类投资仅占30％左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在非洲开采的石油，总量也远不如西方的大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是扩大资源供应的重要渠道，也是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对外投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发展我国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及鼓励国内技术成熟、竞争力强的企业，有序向外转移产能，替代部分传统产品的出口。当然都要谨慎行事，因为，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能够对外投资获利，还需要在市场预测以及管理和技术方面解决许多问题，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讨论很多，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国际经济金融事务的现行治理机制受到激烈批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增长快，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70％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2009～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50％以上。现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当然，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并不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但金融危机确实凸显了这种变化，也加快了变化的步伐。现在，改革已经看到的初步成果是：在危机中产生的20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对话的重要平台；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中国份额从3.72％提高到6.39％，并且和印度、巴西、俄罗斯、意大利一起进入执行董事会；中国在世界银行的份额从2.77％增加到4.42％；人民币国际化在金融危机中起步，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试点成功，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使用和流通范围扩大。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好，人民币是升值预期，在有的地方已经成为硬通货甚至外汇储备（尼日利亚、菲律宾）。估计未来10年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当然开始阶段比重还不会很大。有报道说，目前用人民币签订合同占我国贸易量的10％，未来5年可能达到30％。但是，应该看到，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中国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西方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短期内都不会根本改变，例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占17%，而重要决定需要85%以上票数通过，所以，实际上拥有否决权。2000-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美国经济增长21％，军费开支增长55％，军费总额是中国的10倍，比排名2至10位的国家的总和还多，加上科技和人口优势，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削弱，世界面貌的西方色彩开始变淡，在走向多极化和多元化，西方也有评论说，世界在进入“后西方时代”，进入“零极”或“无极”时期，变革是大势所趋。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推动变革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把我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转化为制度化的权力或者说话语权。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国现在具有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多重属性，在经济上还具有发达经济体的某些特征，例如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4年以来对外援助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当年对外投资总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以及大量进口原材料和高级消费品，都不是穷国所能做到的。近年来，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提供的贷款，和世界银行大体相当，2009～2010年中国提供1100亿美元，世行只有1000亿美元。由于中国的多重属性或者说多副面孔，现在我们和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不同领域具有共同利益，也在不同领域存在矛盾和竞争。我们要积极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争取“左右逢源”，避免“左右为难”和“腹背受敌”。我们主张和谐世界和互利共赢，但在世界历史上，不论世界政治还是经济，旧的均势的破坏和新的均势的建立，都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都不会是很平静的，而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我们要保持冷静头脑，坚持不懈地做多方面的努力。
从发展前景看，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国土开发的延伸，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社会事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都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上一个新台阶。根据预测，未来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新兴国家5％左右，发达国家1.5％左右，中国可能在8％左右。2010年按汇率法计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4.6万亿美元，中国5.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0%；按不变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可能超过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2强。国际经济总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取决于三个因素：增长速度、汇率变化、通胀率。中国比美国增长快，人民币是升值趋势，而美元是贬值趋势，从中近期看中国通胀率一般说也高于美国，所以，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按现价美元计算肯定会更多。国际上不少经济学家预计，中国2025年前后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可以有两点结论：一是，再经过五年的努力，中国经济总量和美国的差距会继续缩小，和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相比会进一步领先；二是，中国经济的人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会进一步缩小，但仍然会有很大差距。这都是说按汇率法计算。还有一种计算经济总量和进行国际比较的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4月28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文章说，按购买力平价，2016年中国占世界的18％，美国占17.7％。国际经济总量比较是很不容易精确的，汇率法有缺点，购买力平价法也有缺点，不同的评估结果差距也很大。不论用什么方法对比，从实际经济情况分析，中国的富裕和现代化程度，和美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但中国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十二五”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将进一步增强，国际经济地位将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将进一步改善，但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十二五”的前景可以持乐观预期。
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30年，世界上没有先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按照一般规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上升，居民收入比重提高，人口老龄化到来，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峰过去而渐趋完成，加上市场需求、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能力等多种因素制约，增长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世界经济增速下降也会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近几年我国地区经济增速的变化，可能反映了这种趋势。2007～2010年，西部地区平均增长13.6％，中部12.8％，东北地区13.3％，东部地区11.5％。原因是：发展阶段的差异，东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高；东部地区对外部需求依赖程度高，中西部地区更大程度上靠内需；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上涨有利于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发挥；国家的地区平衡发展战略也是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这都是企业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国家“十二五”规划把增长速度定为7%，是积极的、主动的调整。从长期看，这也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只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经济会逐步走向成熟和现代化，人民生活也会更加富裕。今后10年，可能是由高速增长逐步进入速度不像过去一些年那么高但比较平稳增长的过渡期，必须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做更大的努力。理想的情况，是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走向成熟，增长速度逐渐平缓地下降，避免大的波动和震荡。
人民网 2012年0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