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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稍后举行的“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再次强调：“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这说明，中国的新发展战略不再以出口导向为主，而转向以内需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何全面地理解“双循环”新战略，国内学术界还在研讨中，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个难点是如何理解2015年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目前提出的“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关系。本文第一节将初步讨论这一“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并指出这是中国实践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本文第二节认为，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中国原来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成功的原因及其当前面临的挑战。中国的出口奇迹（被国际媒体广泛称之为“世界工厂”）和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在其中不断升级密切相关。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战两个近期因素，使得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战略受到重大挫折。这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于2020年5月提出的直接动因。本文第三节讨论，“双循环”新战略与新型生产方式---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常被简称3D打印）---的关系。全球价值链是基于不断细分生产过程再组装的思路(如苹果手机在美国加州设计，但一些部件在中国生产)，而增材制造则是争取一次性整合地制成产品或主要部件。我国的增材制造已经有了相当发展，但我国舆论界目前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增材制造作为新型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意义，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增材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下降后对中国 “内循环”的意义。例如，目前国内流行的“互联网+”的技术路线，其思路还是把数字技术应用到现有的生产方式上使之更精准，而不是真正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来改造生产方式本身。推动增材制造在中国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的大发展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战略的题中应有之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关系
理解“双循环”新战略的最大难点在于理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间的关系。从西方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看来，前者似乎在思路上属于“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所谓“萨伊定律”，而后者则属于以扩大总需求为要旨的“凯恩斯主义”。本节将论证，从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20年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认识的逐步深化，其指向是超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而形成新的综合。让我们先来回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次于2015年提出的背景。
在百度指数中搜索“供给侧改革”词频，可以发现2015年11月之前这个词完全不存在，但该词在2016年3月达到使用高峰。在百度指数中搜索“供给侧”三个字，也是2015年11月之前没有，之后开始出现，并于2016年3月达到高峰。“供给侧”（supply side）英文里的“side”翻译成“侧”，说明中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现实的相互作用，而且在思想上中国的政策话语也“全球化”了。“供给侧”一词既然是翻译，就引起了一些误解，英国的《经济学人》2016年1月份的杂志封面就叫“Reagan’s Chinese echo”（“里根的中国回声”）。但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中明确地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儿。他的大意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实际上是所谓的萨伊定律，履行减税，提高人们的储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以稳定物价。主要缺陷是只重视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而供给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简言之，主要政策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所谓“三去一降一补”）。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用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表述[1]。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是里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回声，但是“供给侧改革”的确是翻译过来的词，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它是从什么地方翻译过来的？如果我们想真正深入地了解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么它是从哪来的呢？本文猜测，它可能来自于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所提出的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方案。
2016年9月初在杭州召开了G20峰会，中国首次作为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20国集团在2008年以前只有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才开始有了首脑峰会，它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G20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没有一个常设秘书处。所以，主席国对会议议程的设置有比较大的影响。中国在2016年G20的首脑宣言里特别提出，要继续推动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所提出的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方案，以力求达到2018年全球增长目标。2014年澳大利亚倡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20个国家都同意了，而且每一年有一个各国之间对达到2018年目标进程的相互评议(peer review)，并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这20个国家的评议。它的目标是到2018年世界的真实GDP能比IMF的增长预测模型所预测的增长率额外增长2.2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目标不是当年增长2.25%，而是说，如果各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18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比没有进行供给侧改革时的模型预测值再增长2.25个百分点。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些大方向，但同时强调各国的自主性，各国自己提出进行什么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IMF协调，各国有一个相互的评估，这是G20在2008年开始有首脑峰会以来的最重要的方案。这里面特别明确的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中国2015年提出 “供给侧改革”这个词，很可能是因为2014年参与G20峰会，而且中国也确实同意这个方案，并做出了“供给侧改革”措施的承诺。2014年在澳大利亚峰会上各个国家提出自己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国提出了50多页的方案，美国只提出16页方案，各国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方案，并不要求各个国家一样[3]。以中国和法国为例，比如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是一种供给侧改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可能需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给他们更多的集体谈判权利。而法国的供给侧劳动力市场改革则不同，那里的劳动法过于繁琐了，缺少灵活性。中国现在要建立企业的集体谈判制度。而法国原来的劳动法是要求整个行业进行集体谈判，一个企业无权进行集体谈判。法国现在主张的改革是可以允许单个企业在一定条件下进行集体谈判，这可能是对过于僵化法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但是，中国的职工和本企业的集体谈判都很难，整个行业的集体谈判则还完全不在政策议程之内, 而这些政策在2014年的G20峰会里都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例子有助于说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提法确实不是来自于里根，但也不能确定就是来自G20澳大利亚峰会；本文只是做出一个猜测。
国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争论不是特别明显，但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是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访谈，他认为要彻底放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他直接用了“高杠杆是原罪”。强调要比较强力的化解过剩产能，强力地处置僵尸企业，并且认为当前究竟是通胀还是通缩还不能下结论。但对这个“权威人士”的观点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认为2015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和经济持续下降[4]。“供给侧改革”短期内会产生失业和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因而需要提高“有效需求”来刺激经济。他认为，面临我国资本产出率不断提升，增加有效需求最佳方式为“消费”，但是这是长期目标，短期还是要扩大投资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而增加投资的最佳方式是扩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供给。货币政策应该适应财政政策的需要，应以降低国债收益率作为目标。
余永定强调短期总需求管理的观点显然是接近“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有一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5]。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它的重点是短期的需求管理。他说 “长期是对当前事物的误导”（But this “long-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凯恩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是关于长期发展的经济学。从长期看，市场的波动和失业都是短期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好像也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但是，凯恩斯说，如果经济学家对中短期的问题什么都说不出来，“在狂风暴雨的季节只会说当风暴过去以后海洋又会变成平的，那么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有用了”。所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在一个短期的需求管理上，而供给侧政策则一般是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范畴之内。
余永定的观点和《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观点强调的侧重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但也不是绝对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2016年9月初在G20杭州峰会的主旨发言和开幕式致辞中，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表述，比较明确地说要统筹兼顾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他强调，“要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这同他于同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用“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表达“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区别。可能暗示中央决策层认识到去产能有的地方可能过了头，比如煤炭价格当时上升得很厉害，妨碍了经济发展。在政策的提法上，不再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而是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
在回顾了中国在2015年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和G20峰会可能有关系之后，我想强调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是舶来品。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4万亿财政刺激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虽然它缓解了经济大滑坡，但深层的体制机制问题并没有解决，并引起了较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此时，2014年澳大利亚主办的G20峰会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恰好适应了中国政策的内在需要而为决策层所认同。而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办国时，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这表明中国决策层对宏观经济认识的逐步深化，并为2020年“双循环”新战略的提出打下了基础。可见，“双循环”新战略里的“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无矛盾，而是表明中国实践正在超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形成新的综合。
在此，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昂格尔（Roberto Unger）在2019年出版的“知识经济”一书或许对我们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所启发。昂格尔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不断突破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但打破这两类约束的过程既是“不连续”的(discontinuous)，又是“不自主”（heteronomous）的[6]。“不连续”是指突破一个供给或需求约束并不自发保证还能突破下一个约束。以需求约束为例：美国2007-2008年 “次贷危机”前的家庭债务扩张，未尝不是突破需求约束的一种方法，但它不自动保证达到突破需求约束的下一个（更好的）的方法（例如，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公共支出来扩大需求）。“不自主”是指需求扩张和供给扩张之间没有自发的对应关系。例如，即便需求扩张从家庭债务转到了累进所得税和社会公共支出，也并不能保证供给可以自发地从没有技术创新转到有技术创新。
凯恩斯已经注意到供给扩张不能自动创造需求扩张。在1936年出版的划时代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深刻批判了所谓“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1939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法译本序言中，凯恩斯强调： “萨伊隐含地假定经济系统总是处于各种资源充分利用的状态，从而新的活动总是替代原有的其它活动，而非增加它们”。凯恩斯甚至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新学说：“在生产理论上彻底和萨伊定律决裂，在利率理论上回到孟德斯鸠”[7] 。但昂格尔强调，凯恩斯没有注意到需求扩张也不能自动创造供给扩张，因此凯恩斯的理论并非“通论”，而仍然是特例[8]。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把中国决策层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认识到2008年以来的需求扩张并不能自动带来供给扩张，而2020年“双循环”新战略里的“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认识到供给扩张也不能自动带来需求扩张。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需要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不断地突破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
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在实践上很好地结合了“供给侧改革”和 “需求侧管理”。但中国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至少已经不像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那样，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对立起来。例如，中国一个重要的智库最近提出“十四五规划”可以从“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来理解。 “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指实体经济上补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领域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力争在今后15年内，使中等收入人群从4亿增加到9亿人；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是全球性且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概括来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 “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9]。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1+3+2”的构想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升级
在理解了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2020年提出的“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中国原来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成功的原因及其当前面临的挑战。这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双循环”新战略的理解。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升级。例如，2009年中国在苹果IPhone 3G的销售额中只占1.3%,在其生产成本的增加值中只占3.6%, 而到2018年时，中国在苹果IPhone X的销售额上升到10.4%[10]，在其生产成本的增加值上升到25.4%。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研究1990年以来全球价值链的精彩著作，当推201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合流”。该书作者是瑞士国际关系和发展学院的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教授。
鲍德温的主要洞见是从“三级约束”（Three-Cascading-Constraints）来理解全球化进展的机制。人类交往活动受到三种成本的约束：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在历史进程中，三种约束条件渐次放松。1820年以前，由于三种成本都极高，人们基本上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内，除了少数贵族，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都被捆绑在同一地点（例如，英国普通人19世纪之前很难享受到印度和中国的茶叶）；1820年之后，由于蒸汽机和蒸汽船以及铁路的技术创新，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出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 （First Unbundling）, 但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仍然很高，电报和固定电话（landline）的发明还是不能把思想交流的成本真正降下来。因此，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导致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全球化, 即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加大了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的差距。1990年代之后，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简称为ICT）的革命带来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遵循摩尔定律（Moore’s Law），即计算能力呈现指数增长，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就会翻倍。而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 则表明，带宽的增长速度要比运算能力的增长快三倍，即每6个月就会翻倍。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 进一步指出，一个局域网对用户的效用和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由于思想交流成本随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而下降，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全球价值链）成为可能，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 （Second Unbundling）带来了“大合流” （The Great Convergence）的新型全球化，即发达国家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如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苏州等地组装），从而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收入的差距。
实际上，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收入的比重已经发生了惊人的逆转：1820年到1990年间的“第一次松绑”时期，G7发达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之比从20%上升到67%，但这一比重在1990年后的“第二次松绑”时期逐年下降，目前已经回到19世纪初期的比重，在20%左右[11]。类似地，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发生了惊人的逆转：G7发达国家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1970年前的70%下降到目前不到50%，而G7所丢失的份额几乎都被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获得，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份额则从1990年以来没有什么变化[12]。在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中国的制造业份额增长最为突出，从1970年的3%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
有趣的是，为什么1990年以来“第二次松绑”时期的全球制造业转移主要集中在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呢？鲍德温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虽然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但还是未能放松第三种约束，即人本身流动的成本。一般性的跨国生产协调可以通过手机和电邮来解决，但重大决策和关键技术协调还是需要面对面的沟通。飞机飞行时间的约束和管理者和工程师的海外费用，导致跨国公司采用“小范围，高密度”的选址方式，这就是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只使得少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快速工业化的原因。
鲍德温指出，令人兴奋的是，“第三次松绑”已经初显端倪， 即降低人本身流动的成本的技术已出现，只是目前还十分昂贵。“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和“远端现身”(telepresence)技术将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服务的地点上的分离，当中国工程师可以通过“遥控机器人”修理非洲国家进口的中国设备时，“大合流”的全球化就可以能惠及所有国家[13]。
鲍德温的“大合流”一书很好地解释了在1990年后的“第二次松绑”时期中国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奇迹。但他仅仅描述了中国深度加入全球价值链，而没有解释中国为何能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步升级的机制。事实上，国内外一直有人担心，中国将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的低端，即笑脸的下巴，从事低增加值的制造和装配。
“微笑曲线”在1990年代初由台湾企业家，“宏碁”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施振荣从他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他强调制造业产品中的增加值分布正在向制造前和制造后的服务转移，即产品价值中有越来越高的比例来自服务，而非制造和装配。这在“微笑曲线”中表现为“微笑下巴”的深化[14]。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对比了1995年和2009年中国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微笑曲线”[15]。在1995年和2009年之间的中国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不大。
但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自从智能手机这一“颠覆性技术”于2007年进入市场以来，中国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开始升级[16]。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很多因素有关, 如中国广大的手机消费市场，地方政府的各种支持等，也和安卓操作系统的开源和苹果操作系统的半开源所带动的生态系统有关。许多学者对此已经做了深入研究，我在此只补充一点，即全球价值链其实可以被视为“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这就为本文第三节论述增材制造或3D打印是 “后福特主义”的升级版进行了铺垫。
下图是鲍德温的“大合流”一书中为理解全球价值链而提出的TOSP框架[17]，T代表“任务”(task),它是生产中的最小单位，包括研发，设计，制造，市场调研，广告，运输，储存，和销售等等；O代表“职位”（Occupation）,它是由一个工人所要完成的所有“任务”来定义的（通常由机器辅助）。S代表“阶段”(stage), 它是所有相近的职位的总和；P代表“产品”。
1990年代后兴起的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任务的贸易”[18]，而不是以前的“产品的贸易”；或者说，是“产品内”(intra-product) 的贸易，而不是 “产品间”（inter-product）的贸易。鲍德温说，全球价值链所带来的“第二次松绑”只涉及生产“阶段”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但并不改变“任务”和“职位”的关系。我认为，这恰恰是福特主义的特征[19]。福特汽车公司在1908-1927年间生产的汽车“T型车”中大批量地实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即通过细分生产任务而达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他“国富论”中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别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割，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20]。但正如出生于奥地利的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指出，
斯密的“十八种操作，分别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的例子，实际上犯了混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的错误。德鲁克以外科医生为例来说明斯密的“逻辑错误”：手术自然是分步骤（“技术分工”）进行，但每个步骤却不一定由不同的人去执行才有效率。事实上，优秀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在手术中完成多种步骤[2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阶段”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但并不改变“任务”和“职位”的关系，即“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关系），说明全球价值链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
有趣的是，鲍德温教授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社会含义是不同的。通信技术减低跨国外包的协调成本，有利于深化“产品内”贸易。但信息技术却使得个体工人能掌握更多的任务。鲍德温明确指出，“3D打印可以被看作是最极端的信息技术使得单个工人完成所有打印任务的例子”[22]。换言之，3D打印和德鲁克的外科医生手术例子一样，体现了不同于斯密分工理论的精神， 即本文第三节将讨论的“后福特主义” 精神。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战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战略受到新的挑战的两个近期因素，面对全新的替代全球价值链的增材制造生产方式兴起，“双循环”新战略为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作为“后福特主义”升级版的增材制造
“增材制造” （Additive Manufacturing）常被简称为3D打印，因为“三维打印”比较容易被直观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一般的打印机打出的文档是二维的，但“增材制造”却可以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和新型材料的基础上，一次性制造（“打印”）出 “三维”的 部件或成品, 从而体现出和全球价值链不断细分生产“任务”的不同逻辑。例如，传统的汽车制造需要3万多部件，而3D打印的汽车只需50个部件。最近，特斯拉用采用3D打印的一体压铸技术，挑战传统的切削，冲压，焊接等“减材制造”（subtractive manufacturing）技术，用2到3个大型压铸件替换由370个零件组成的整个下车体，这样可以使汽车重量下降10%，从而可减少续航里程不变情况下的电池容量。这仅仅是正方兴未艾的3D打印技术革命的一例。目前，美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助听器，人工关节等已经全部由3D打印生产，甚至F35战斗机的主体也是3D打印的，这使得美国对“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需求相对下降，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战也是如此[23]。
“增材制造”一词所不如3D打印直观，但更准确地表明了这一新型生产方式的本质。与传统的细分生产过程（往往需要“切削”材料，再装配，故是“减材制造”）不同，增材制造“一层一层”( layer by layer)地在新型粉末或金属材料上，根据数字化的控制方式（计算机辅助设计），一次性地制造出成品。2012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3D打印专号，认为它是新型生产方式革命的标志[24]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新经济生产委员会在2013年发布两卷“重塑制造业”报告，用下图来表示传统制造业和21世纪“先进制造业”的区别[25]：
该委员会的联合主任苏珊娜.伯杰( Suzanne Berger)指出，上图里的先进制造业包括七大新技术，而增材制造是其中之一，它使得上图中“制造”和 “装配”之间的零件生产变成“连续”的了[26]。从本文的视角看，也可以苏珊娜.伯杰的关于“连续”的说法表达为：全球价值链的细分生产过程实际上体现为“福特主义”，而增材制造一次性整合地制成产品则是 “后福特主义”的升级版。
为什么我说增材制造是 “后福特主义”的升级版呢？因为早在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学者皮尔瑞和赛伯（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在“第二次工业分水岭”一书中已经指出，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可以被视为“后福特主义”，他们当时也称之为“灵活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27]。“丰田生产方式”不同于“福特生产方式”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大批量生产单一产品来降低单位产品价格，而是通过工人 “团队合作”, “零库存”和 “迅速换模”来灵活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28]。但当时还没有成熟的增材制造这种“通用技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要同时实现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和多样产品的“范围经济”( “Economy of Scope”)的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29]。2010年以后，增材制造日趋成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生产领域。2017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报告，认为增材制造已经不是仅仅用于小批量或样机(prototype)的生产， 而是成为了很多产业的现实[30]。因此本文强调增材制造是 “后福特主义”的升级版。
本文认为，增材制造有两个关键特性。第一，它是一种“通用技术”。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李普塞(Richard Lipsey)对何为“通用技术”进行了严格定义[31]。“通用技术”必须既有“广泛的用途”（wide range of use），又有“多样性的用途”（wide variety of use）。这两个概念不是等同的。例如，电灯具有广泛的用途，家庭，工厂等都使用，但它并没有“多样性的用途”，而是只有一个用途，即 “照明”。因此，电灯不是“通用技术”。又如，X放射线技术虽然有考古，医疗，安检等“多样性的用途”，但它还不能算有“广泛的用途”（至少没有电灯用途广泛）。所以，X放射线也不是“通用技术”。李普塞进一步指出，“通用技术”还必须与现有的和潜在的新兴技术有很强的互补性。增材制造技术就和新型复合材料（包括纳米材料）技术之间有极强的互补性。例如，增材制造中的“选择性激光烧结成型”( Selected Laser Sintering) 技术就和塑料与陶瓷的混合粉技术密切互补。而本文第三节开始给出的从飞机制造到助听器制造等例子，说明增材制造既有 “广泛的用途”，又有“多样性的用途”，同时和诸多新型技术互补，因此增材制造符合李普塞的“通用技术”定义。
2017年夏季号的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评论”发表了一篇很能说明增材制造是通用技术的文章[32], 因为文章指出增材制造正在产生“泛工业平台”(“Pan-Industrial Platform”) 。目前成熟的平台（如亚马逊，淘宝等）都还是消费品平台（即用户还不能在平台上购买工业品，而只能买最终消费品），而“泛工业平台”正在方兴未艾过程中。业界普遍认为，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的Jabil公司[33]可能成为第一个成熟的“泛工业平台”，它目前是全球第三大（销售额）的供应商，全球第一大供应商是总部位于台湾的富士康。但富士康和Jabil是基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全球价值链和增材制造。Jabil作为“泛工业平台”，当然也需要供应链，但增材制造的供应链比原来传统制造的供应链大大缩短，并使得生产地点和消费者更加接近。
第二，增材制造最突出地体现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本质和潜力。前面已经提到，增材制造根据数字化的控制方式（计算机辅助设计），一次性地制造出部件或成品，大大减少了传统制造业对生产“任务”的细分。但“数字技术”也可以在不改变传统工艺流程和产品特性的前提下，使得原来的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速度和效率更提高一些 。近年来国内流行的“互联网+”[34], 可能正是把数字技术用在现有的生产方式上使之更精准，而不是真正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来创造“后福特主义”升级版的新生产方式。历史上，在电动机刚开始取代蒸汽机时，也是仅仅把原来的集中供能的生产方式中的蒸汽机改为电动机，逐步才认识到电动机其实可以创造出分布式供能的新生产方式[35]。正是因为认识到“数字技术”的真正潜力所在，创立于1892年的美国“通用电力”公司2015年成立了“数字通用电力”(GE Digital)子公司，并加快“泛工业平台”的建立[36]。而2012年，“通用电力”把在中国投资的热水器生产搬回美国肯塔基州电气园区，其给出的回归的原因之一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降低了美国美国本土的生产成本[37]。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小涓教授和孟丽君博士在解释“双循环”新战略时强调：“已经持续了30年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速度有所放缓，从海外撤回资金的速度有所加快。制造业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她们认为，这个调整时期的原因主要是三个：一是“产业链全球分工有抵达边界的倾向…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二是“产业链上东道国有内卷倾向…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些国家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三是 “产业链上输出国有回缩倾向…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38]。本文同意江小涓和孟丽君的看法，并进一步从作为“后福特主义”升级版的增材制造来理解不同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生产方式的兴起。
本文开头引用的习近平主席提出“双循环”新战略时，提到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数字经济”在“双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关系的梳理，进而对全球价值链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趋势进行探讨，最后落实到突出地体现了“数字经济”的潜力的增材制造这一新型生产方式，希望抛砖引玉，激发学界对“双循环”新战略的更深入的研究[39]。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51-253页，外文出版社，2017
[2] “G20 Leaders’Communique: Brisbane,15-16 November, 201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3866/g20-leaders-communiqué-brisbane-summit-15-16-november-2014.pdf
[3] David Vines, “Chinese Leadership of Macro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a Multipolar World”,China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16
[4] 余永定，“中国经济目前最大风险是通缩导致的经济衰退”, 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5_10_27_339031.
shtml
[5] 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87
[6] Roberto Unger, The Knowledge Economy, Verso, 2019, pp.191-193
[7]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VII, p.xx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8] 同注释7， p. 203
[9] 刘世锦 主编，“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中信出版集团，2021，第VI页。
[10] 数据来源：Yuqing Xing, “Decoding China’s Export Miracle: A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p. 138, World Scientific, 2021.
[11] 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格致出版社，2020
[12] 同注释11
[13] Richard Baldwin,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 施振荣，“再造宏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15] 杜大伟 等编，“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pp.82-8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6] “Global Value Chain Report: 2019”, p.89
[17] 同注释11，第192页
[18] 最早提出“任务的贸易”的是G.M.Grossman and E.Rossi-Hansberg, “T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 No.5, 2008
[19] 我在本刊2018年第6期的“1848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普鲁东”一文中讨论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
[20]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1.
[21] Peter Drucker, Management, New York, 1973, p.199
[22] 同注释11“大合流“，第194页
[23] Richard D’Aveni ，“The 3D Printing Revolu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p.40-48, May, 2015.
[24] The Economist, special report, “A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pril 21, 2012
[25] 理查德. 洛克，“重塑制造业：实践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新经济生产委员会报告)， 浙江教育出版社，第276页，2018.
[26] 苏珊娜.伯杰，“重塑制造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新经济生产委员会报告）,浙江教育出版社，第175页，2018.
[27]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4
[28]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读书”，1996，第3期
[29] 通过大批量生产单一产品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的“规模经济”不同，“范围经济”试图生产多样化的产品来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但在增材制造这种“通用技术”出现之前，要想生产多样化的产品而又不过分昂贵，必须迅速换模才行，而这正是“丰田生产方式”的关键（詹姆斯. 沃麦克 等，“改变世界的机器”，商务印书馆，第59页）。而增材制造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取消了换模的必要。
[30]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 Long-Term Game Changer for Manufactures”,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perations/our-insights/additive-manufacturing-a-long-term-game-changer-for-manufacturers, September 12, 2017
[31] Richard Lipsey, et al, “Economics of Transformation: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02-103
[32] Richard D’Aveni, “Choosing Scope over Focus”,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Summer 2017
[33] https://www.jabil.com
[34]“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中其实已近提出发展大规模柔性制造，和本文提倡的增材制造完全精神一致，但在实际执行中，常常变为“互联网+传统生产流程”。
[35] Paul David, “Computer and Dynamo: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90
[36] https://www.ge.com/additive/additive-manufacturing
[37] 蒂姆.哈特泽尔，戴夫. 里珀特，“ 美国制造业回归之路“，何蓉 译，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第69页，2016.
[38] 江小涓，孟丽君，“双循环赋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同注释9，第184页
[39] 本文没有来得及对增材制造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和挑战进行讨论，留待下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