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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赞同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开启常态化进程这一判断。我以为，这里所说的“常态化进程”，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我想指出的是，此常态化非彼常态化。已经开启的常态化进程，并不意味着回归疫情之前的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而系经过疫情洗礼之后一种与疫情前存在着一系列系统差异的新的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具体来讲，我有两个相关判断：其一，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越来越凸显出安全发展的重要性；其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配置越来越凸显出围着市场主体的安全和发展而转的态势。
做出如此判断的基本理由，有如下三条：
第一，从目前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稳定性、确定性高度相关，决定中国经济形势走向的最主要因素是稳定性和确定性状况。经过这场疫情，中国的宏观经济越来越取决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也是强调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意义所在。
第二，谈到宏观经济运行和中国宏观政策的布局，都要涉及到其中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提到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我们总要提到“三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表面上看这“三新”讲的是不同的事情：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然而，三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这条逻辑线索，说到底是统筹发展和安全。
谈到立足新发展阶段，当然意指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起点之上，在此之上我们可以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指，我国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这种变化，概括起来就是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因此，讲到“十四五”规划，讲到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就必须把发展和安全一起谋划、一起部署。
谈到贯彻新发展理念，并不是以往所提及的10字新发展理念的简单延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从2015年至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这场疫情的洗礼，我们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面对发展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显著增加，在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一定有其与时俱进的全新内涵。这种全新内涵，体现在原来提出的“四个更”已经拓展为“五个更”：以前我们说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今天已经在原来“四更”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更”——更为安全。所以，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发展和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予以考量。
谈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显然不是简单的“双循环”，目标显然也不局限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总书记讲，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实现自立自强？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提出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显然也是基于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也就是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
可以在五中全会的文件中找到这样的描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场事关全局的深层次、系统性变革。既然是事关全局，显然它就不限于经济领域，也不限于宏观调控层面，会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既然是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显然不限于政策调整，一定会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重构。所以从这个意义讲，事情表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上，问题的实质则存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考量之中。
从新发展阶段到新发展理念，再到新发展格局，贯穿其中的一条逻辑主线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离开了这样的逻辑主线来观察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来分析中国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显然难以得出恰当的结论。
第三，由疫情发生以来这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的基本轨迹，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我国的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围着统筹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而展开的。
比如在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用“青山”来喻指市场主体。去年的说法是“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今年的提法是“青山常在，生机盎然”。如果仔细地体会一下“青山”的意义，便会发现，这样一种喻指实际是把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当作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这是和以往很不一样的地方。近期中央围绕着市场主体的一系列文件和政策部署，给出的理论解释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比如说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既然是细胞，它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意义和支撑性意义是十分显著的。市场主体兴则国民经济兴，市场主体好则国民经济好。
在探讨风险挑战对于经济运行的冲击和影响时，也有这样的解释。每逢遇有风险挑战的冲击，特别是重大风险挑战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市场主体。我们总讲“春江水暖鸭先知”，出现风险和挑战，最先感知到的是市场主体。过去一年以及今年以来，市场主体在这次疫情当中所感受到的风险挑战的冲击，就包括经营困难、利润下降甚至破产倒闭。
一系列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也表明，极端条件下为了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大局的总体稳定，基本前提是保住、稳住市场主体。李克强总理多次讲到，2020年的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部署是围绕着“六保”“六稳”而展开的，2021年的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部署同样要围绕着“六保”“六稳”而展开。“六保”“六稳”当中隐含着非常重要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六保”中最重要的是前三保：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而且前“三保”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保市场主体。
为什么说保市场主体是最重要的起始点呢？这是因为，只有保住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就业，只有保住就业才能保住基本民生。只要保住了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保住了基本民生，便能保住国民经济基本盘。从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市场主体为中心，围绕着市场主体而转，坚持保住、稳住市场主体的目标”这样一个经济工作的主线索和宏观经济配置的主线索，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我想指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起码近几年来，我国宏观政策的聚焦点和侧重点越来越向市场主体倾斜。比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减税降费。当今中国的减税降费或当下正在实施的减税降费显然与以往我们在课本中所读到过的减税降费大不相同，也与我们在实践当中反复操练过的减税降费大不相同。我这里所说的大不相同，绝不是指它的规模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而是说它的运行机理和行动路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颠覆了我们以往认知的。
比如第一，以往我们所经历的减税降费往往不具体提是给企业减降还是给居民减降。因为减税降费无非是减纳税人的税，降纳税人的费，不管是企业减降还是居民减降，都可以实现减税降费的目的。而这两年来，特别是疫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的减税降费，基本上指的是涉企税费。准确一点讲，主要减降的是市场主体的税和费。这是和以往不相同的地方。
第二，减降什么税费？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要减降所得环节的税和费，或者利润分配环节的税和费。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道理，所得环节的税费和可支配收入距离最近，只要所得环节的税费减降下来了，不管是企业的还是居民的支配收入最终都可以相应地增加，从而迅速地产生扩大需求的效果。而这两年的减税降费所减降的主要是增值税和社保费。增值税和社保费不仅仅是由市场主体来交的，而且发生在市场主体的成本核算环节，而不是发生在利润分配环节，这是和以往大不相同的地方。
第三，以往的减税降费主要是通过政策调整的办法来实施的。这里所说的政策调整是指围绕、配合逆周期调节的政策而实施。既然和逆周期政策绑在一起，那么它一定是阶段性的，当经济周期发生变化之后，需要减税降费的时候才去实施。但是，当经济周期进一步发生变化，比如回到原来的轨道，减税降费的操作便会相应地停止。近两年可以看到，我们的减税降费尽管也有政策调整的部分，也有阶段性调整的内容，但份额相当之小。最主要的减税降费措施不是阶段性的，不是围绕逆周期调节而去的，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变革，是通过变革税法、变革费规来实现的。
一旦通过制度变革而不是政策调整的办法实施减税降费，就意味着这种减税降费是一种长期性、稳定性的措施，除非实行新的税费变革。这几年，每当提及下一年减多少税和降多少费的时候，往往相当一部分是延续以往或上一年实施的减税降费的操作，所以它是一种稳定性的长期效应。今年提到减费降税时会看到，几乎没有多少新的政策，但今年仍然在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个措施出自何处？就是增值税税率的下调和社保费费率的削减长期持续的效应之所在。
因此，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我们都要对整体宏观经济政策发生的变化做出非常重要的判断：这样一种变化会不会在“十四五”时期持续下去，会不会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我的判断是肯定的，这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宏观政策配置。
从以上三个理由来看，提到中国宏观经济向常态化回归，这里的“常态化”一定要和疫情之前或者过去所认知的常态化区别开来，这种常态化和以往我们所说的常态化存在着一系列的系统性差异。具体来说，这种常态化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第一，在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布局上要关注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不管是中央经济工作的部署还是宏观政策的布局，还是要围绕着保住市场主体、统筹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而发力、布局，去评估政策的效应，这不是疫情期间的一种短期格局，而是很可能会形成一种长期态势，这种长期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第二，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当中，安全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我们在分析宏观经济和宏观政策时，讨论的宏观经济变量无非是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展望我们所说的常态化格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安全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和因素纳入到宏观经济分析整体框架当中来。
回到上面提到的一点，此常态化非彼常态化，通过这场疫情我们得到了一些全新的认识，进而升华出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来分析未来的宏观经济形势，来分析未来宏观政策的布局，保证我们的分析更加契合宏观经济的发展现实。只有这样，我们的分析才能抓住要害，踩到点上，落到实处，不走偏，不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