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

    三、“术语的革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成就以及恩格斯对“术语的革命”意义的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在渐次成熟的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中，术语革命同样占有显著的学术地位。其间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路线、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原始创新性“术语的革命”。它们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之“崭新的因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标识。
    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中，也有更多的批判借鉴性“术语的革命”，其大多取自当代流行的各种经济学。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重于吸收和借鉴这些理论或思潮中的菁华，又善于批判和摒弃其中的糟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遵循中，特别注重批判借鉴与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政府调节、规制和政策实施，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相联系的范畴和术语，赋予其适合于自己的新内涵。
    高度重视原始创新性“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工程和重要标识。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①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始创新性术语革命。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② 这一方法和立场，最为透彻地表达了对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遵循和运用。
    循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的深化接续不断。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原始创新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⑧这一本源性界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赓续，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术语革命。
    ①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50、6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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