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文风与学风方面,当前需要认真解决重数学工具、不重思想开拓创新的问题。须知,任何经济学家的成就都是建立在经济思想创新基地上的,而非源于数学方法的应用。数学工具是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只是要用得得当,恰到好处。经济数学与纯粹数学是有区别的,后者的1加1就等于2,前者量化的结果则可能大于或小于2,正如斯密的分工理论所揭示的。他以工场手工业的制针为例,1人单独制针,一天最多制不了20枚;若10人合作,经18道工序分工协作,一天能制48000枚,平均每人4800枚。片面追求数学化形式及由此包装的经济学,其过于芜杂的结果,往往言之无物或画蛇添足、弄巧成拙。它在表述上也多疏于文字功夫,修辞无当、语言晦涩、文理不通、标点符号失范,是常见病。
当前也需要提防教条倾向与思维惰性的抬头。以为越教条越“马列”,因而不思进取地照本宣科的旧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度陷入低谷,要负内因责任。现在万不可再被教条倾向,糟蹋了大好时机。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告诫我们,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与时俱进,才能有蓬勃生机和永不枯竭的旺盛生命力。恩格斯警告说:“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① 可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是不相容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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