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

    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既缺资金又缺技术，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要的一切资金、技术都需要自己筹集。因此，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城乡二元政策，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暗税、直接对农业农民征收农业税的明税、低价征收农村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抽取农村剩余资金和优秀的农村人力资源进入城市等方式，牺牲农业保工业，牺牲农村保城市，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3]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长期只在城市中实行，农村和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外。这种对农村、农民只取不予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偏斜政策的实施，对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推进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城市化，虽然有其必要性，但中国农民和农村为此付出的代价惨重。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剥夺农村、农民的政策被固化，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尽管与之前相比，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村与城市之间要素流动的藩篱被逐步拆除，但要素流动在收益驱动的作用下，几乎是由农村向城市单向的，造成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农村要素存量濒临枯竭，出现大面积的乡村凋敝景况，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一直到2001年国家才开始反哺农业和农民，2006年全部免除农业明税。中国大多数发达的城市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农村要素流动又有明显的自西向东的特征。人们习惯用夜晚的灯光亮度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状况，在我国的夜晚灯光图景上，灯光亮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大面积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灯光是零星分布的，西部的许多农村地区一到夜晚就一片漆黑。这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佐证。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如此之众的农村与农民不能生活在发展带来的繁荣之下，农民即便进入城市也仅仅成为城市底层，这体现了身份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管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还是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都不符合以人为核心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在这些不平衡当中，农村与农民发展落后，是导致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因此必须振兴乡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初衷，才能确保城乡一体，区域收敛，群体同乐，实现中国发展的全面性。 
    再次，乡村振兴是推动新型城市化、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新型城市化被西方学者称为21世纪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大事，也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状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和引擎。但是，传统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通过扩城建楼，被动地吸纳农村人口进城上楼来实现的，是通过一种资源消耗的外生动力来实现的。尽管这种方式在城市化初期能够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特征，“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农民工大多数并没有真正扎下根，离“居民身份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市民化，从事职业的非农化”还很远。因此，只有通过乡村的振兴，将城市和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统筹考虑和安排，实现城乡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按照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把城乡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在全国兴起的特色小镇建设，就是结合新型城市化和振兴乡村两大战略的探索性实践。特色小镇强化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将环境容量和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发展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乡村，让小镇在山水中，山水在小镇中，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明增长”、集约发展的内生化道路，打破传统的二元体制带来的弊端，既振兴了乡村，使农民在乡村就能够变成市民，过上与城市居民相同甚至更好的生活。同时，通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产业开发，有效解决大量的人员就业，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走出一条更贴近现实的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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