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刘岳:新时代乡村工作的总纲目总遵循

    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水平其实是城镇化水平在农村土地上的投影，换言之，有多少农村人口永久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生活，决定了农村土地流转水平。因此，提高农村土地流转水平，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不是一相情愿的事情，而决定于城镇化水平这一基本约束条件。必须以大力发展各种新型经营主体，采取多种创新形式，缓解小农户经营导致的土地细碎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是也必须要以城乡人口结构、农村人地关系结构作为建立政策体系的依据和出发点。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切中要害。
    长期以来，从资金投入上看，“项目制”的国家扶持政策和产业资金投放方式，决定了能够承接项目的只能是大户、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政策导向上将大户、新型主体作为先进的、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标准。基层政府为了获取项目资金，只能扶持大户，作为“大多数”的小农户很难获得直接的政策资金支持。从政策供给上看，努力建立的现代农业体系，包括法律体系和金融、农业科技、市场流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目前一些政策措施以规模经营为指向，以满足新型经营主体需求为目的，较少考虑小农户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损害了小农户的利益。同时要注意到，产业资本承接政策项目资金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不能够留在农村地区实现循环拉动，对更直接、更广泛的农民增收作用有限。“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支农资金投放力度与农村面貌改变程度不相匹配。
    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平衡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关系，设计制定更加符合小农户利益的国家支农资金投放方式，建立能够更好回应小农户需求的政策供给模式，建立更加符合实际的小农户与国家政策的承接对接机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性问题。
    5.更加重视新技术革命对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促进作用。
    落实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良种良法结合、农机农艺配套等具体农业科技上，更要注意到高速互联网的全面覆盖、物联网技术的成熟、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对农村生产关系领域的深刻影响。
    例如，蔬菜产业，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催生出“买全国、卖全国”的寿光模式。以大型蔬菜集散地为中心，鲜活农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要通过长时间储存、远距离运输，经过多层批发零售环节，成本高昂，耗损严重，化学品投入量居高不下。由于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无法建立直接信息沟通，消费者无从监控农产品生产过程，生产者无法有效建立质量信誉，也无法以此形成均衡价格，只能依靠大型市场比如“寿光蔬菜”树立品牌形象，也就只能依靠高成本、高损耗的大型市场模式组织生产和销售。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条件下，中小型农产品生产者与若干消费者直接结合成为虚拟社区，甚至形成网上消费合作社等多种组织形式。通过可视技术，监控生产全过程，以全程可追溯保证农产品质量信誉。同时，实行农产品定制化服务，通过已经极其成熟发达的物流配送网络送净菜进城，极大降低城市垃圾生成量。这就使以小农户、小型家庭农场及其组合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经营组织，替代辐射广大区域的大型蔬菜市场，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整个鲜活农产品生产经营模式将发生质的变化，使新的农业组织方式、经营方式、农产品流通方式成为可能。
    又如，新出现的分布式小分子垃圾污水处理技术装备，也使原来几乎无解的农村污水问题比较彻底地得以解决。加之农村环保环卫设施存量较少，推行改造起来沉没成本较低，较城市地区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农民生活设施改善方面实现“弯道超车”，使乡村成为美好生活的家园。这也正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编号：16ZDA002）的成果。作者王立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中心理事。刘岳，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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