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堵城”重庆——宋小川

    ——地上本来有路，“堵”上了就没路啦。
    到重庆工商大学兼差，不觉已有6年光景，渐渐地喜欢上了这儿的一草一木，尤其是重庆人豪爽的个性，如果硬要找出一个不喜欢的事儿就是重庆的交通。重庆找路难名传遐迩，甚至造就了一个为人带路的职业。初来乍到时误以为重庆之堵、路之乱是两江环绕、路陡、路窄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日子久啦，特别是当不得不自己开车后才恍然大悟，重庆成为“堵城”之谜源于城市规划和交通管理的混乱。从南岸5公里到万达广场只有2到3公里车程，不知为什么这条6年前还算直的一条路被重新“设计”得比迷宫还迷，可谓“九曲十八弯”，弯弯过要塞，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每当我与同事或朋友们抱怨这一段的交通时，他们都不以为然，似乎我是少见多怪。重庆的5大商业中心——解放碑、观音桥、杨家坪、沙坪坝和南坪无一例外地“坐落”在5大转盘上，被单行路环绕，常常是步行左转100米的距离需要花半个小时转一圈。臭名昭著的“杨家坪大循环”天天堵塞，车辆相互摩擦和碰撞。转盘是苏联模式的产物，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购物中心(mall)的交通路口都采用红绿灯而不是转盘控制，因为转盘只能使交通恶化。奇怪的是许多当地人认为这种单行路环抱的转盘有利于交通。
    重庆的交通标志是我所见到的最复杂、最混乱的，人们常常不得不在高速路口停车仔细研读这些不清楚、常有误导性的路标，特别是对外地人来说，不得不专门请人带路，或者干脆放弃来渝。最大的问题是路标的不一致性和路名的多变性。通常发达国家和我国众多其它城市的做法是在路标上面标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在下面标上小出口的名字。而重庆的标志是一会儿巴南，一会儿四公里、七公里，搞的要去南岸的外地人如坠五里云中。再比如走菜园坝大桥去江北的人需走牛角沱，完全可以用上面标江北，下边标牛角沱的办法来简化，一个不熟悉牛角沱地名的人十有八九会误入解放碑，加重了解放碑一带已经十分严重的交通拥堵。杨公桥一带的高速路口竟然不标南北，被“南辕北辙”者要开很远才能转回来。人和立交桥的进出口就更加混乱啦，当地的人也搞不清东西南北。其实，路标主要是为不熟悉路的人，包括外地人设立的，而不是为熟悉路的本地人设立的，后者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并不需要路标。不熟悉路的人，特别是外地人迷路同样会对本地的交通和生活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重庆也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绝大多数街道不标街名的城市，毫不夸张的讲，多数居民不知道自己小区旁的街名，甚至地图上标出的主要街道不存在。有一次我在大渡口为找一条地图上绘制的大街转了几圈，最后回到高速路口询问收费处的工作人员，他竟然不知到这条路的存在？从那天起，我跟重庆人一样开车不看图啦。几年前去过一次南京，感到其交通标志如此的清晰，一个外地人上街带个图，不会走一点冤枉路。　
    在重庆问路难，除了语言障碍外，人们是没有东西南北这个概念的。如果您跟重庆人讲东西南北，我敢保证得到的回答是：“我们重庆人是只讲左右，不讲东西南北的”。大概是因为常年见不到阳光，没有参照物的缘故。问题是左右是个不确定的方向，取决与您面向哪个方向。有趣的是我们工商大学体育馆灯的开关标志也是“左排灯、右排灯”，害得我每次都把所有的灯先打开，再关掉，常常为因此造成的能源浪费而内疚。既然不讲南北，为什么不把“南岸”改为“左岸”，“江北”改为“江右”呢？发达国家的出租车和公交车是最规矩的，在路上常受“欺负”，因为交通管理部门对它们格外严厉，肇事几次就会失去执照和工作。而在重庆，这两类车基本上是“横行霸道”，绝大多数交通肇事都与出租车和公交车有关。交通违规处罚的目的应该是减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交通管理部门有责任向违章者提供罚单交款的地址、电话或简图，最好能网上交费。但在重庆，交通罚款的处理程序人为的复杂，人们为交罚单不得不四处乱跑，先到交通拥堵、无法停车的交警部门排队，然后到“指定”的银行排队。这些“指定”的交款银行十有八九以“缴不起”为由拒绝提供“服务”。人们常常为缴罚单又得了一张新的罚单。2011年底，为了缴每年2300元的“路桥费”，我到工商大学对面“指定”的“交通银行”排了10多次队，最后还是因“缴不起”不得不雇专业缴费人员代缴并缴纳“滞纳金”和代缴费。
    通常，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只注意增加交通渠道的供给及管理，忽视了对交通需求的管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出行的需求也会逐渐增加。这些出行的需求有些是必要的，但至少有1/3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也是居民不情愿、迫于无奈的。不对交通需求进行有效的管理，无论修建多少桥梁、多少轻轨，开辟多少新路，增加多少公交车，也无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这一点已被实践反复证明。发达国家的居民同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打交道的次数也不比中国的居民少，但他们很少亲自去政府机构和银行，这些活动大多是通过电话、邮件和网上进行的。为此，我曾专门写信给有关部门领导，建议认真检索政府部门，特别是与普通居民日常打交道的工作部门的工作程序，能够通过电话、邮件、网络进行的就不要让居民登门，并把政府部门工作量的网络化、电子化程度作为衡量政府工作效率的考量指标。我还建议将与居民常打交道的政府办事机构设在交通宽松的地段，比如南滨路西段和北滨路等，设专线的公交车，并用电话本、广告等方式告知每一个居民。
    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没有人会感兴趣我的建议，理由是如果重庆真的变得畅通无阻，还有什么理由建桥、修路呐？记得去年去昆明时碰到修马路中间的路障把主城区交通搞得乌烟瘴气的场景，当地朋友对我说，我们昆明修路障是有政治周期的，通常换一届领导就修一次，修的地方都一样，只是路障高矮，风格、设计略有不同罢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照付他们修路费，让他们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折腾，以实现“帕雷托改进”呢？
    常常有人拿车辆多为“堵”开脱。其实重庆的主城区车辆不到100万，笔者居住的圣地亚哥也是山水环抱的城市，车辆远超过100万，基本上是“畅通无阻”。西雅图山水环抱的程度也不亚于重庆。不少人将违章行为与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准连在一起。 其实违章行为不单单是个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准问题，主要是管理体制问题。交管部门不严格执法不仅会使遵守交通规则者寸步难行，还会妨碍其它车辆的行驶，造成身后车辆的鸣笛、抢路、甚至打架斗殴，这种现象在重庆是司空见惯。我本人在美国开车20多年没有留下任何交通违章记录，也从未与其它车辆发生擦刮，在重庆开车第一年就擦刮数次，算是入乡随俗吧。如果说在圣地亚哥开车是一种“兜风”，享受，那么在重庆开车着实是一种煎熬，即便水泄不通时前后左右的车辆也在拼命地“挤”你，犹如芒刺在背，苦不堪言。好像许多人关在一个房间，只有一个门，大家都在往外挤，谁也出不来。一个保安前来维持秩序，被痛打一顿后摸着被打肿的脸自言自语道：自生自灭吧！　
    城市化进程中人们观念的改变和与时俱进是最难的。宜居重庆、和谐大都市体现在衣食住行，行不通，谈何宜居？“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历史上正是这种易守难攻的“地利”造就了“陪都”和“钓鱼城”等传奇故事。改革开放后的今天，重庆作为直辖市、“国际大都市”，要想敞开怀抱，拥抱世界，必须彻底改变几千年形成的闭关自守的基础设施和文化。渝都之“堵”造成的环境污染、能源浪费，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和时间、效率的损失已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瓶颈。“二环堵、三环、四环也堵，怎么办？请关上车门听下一首歌曲——畅通无堵！（周立波）”
    ——“重庆非去不可”，去了保管您找不到北！
    （原载《经济学家茶座》58辑，作者：周小川，系重庆工商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