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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本文在开放经济恒等式框架内探讨了中美经济失衡的内在机理。中国人用日益增加的储蓄来不断满足美国人狂欢式消费的储蓄消费模式是导致中美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现行的美国政治体制使得美国的政客们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意愿，反而变本加厉地将中美经济摩擦政治化，为大选捞取筹码。中国的对策和出路只能是用扩大内需，遏制过度储蓄的办法逐步实现国内均衡以减少外部失衡。
关键词：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 “特里芬悖论” 财政悬崖
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四项：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均衡。所谓内部均衡是指无通货膨胀压力条件下的经济稳定增长与较低的失业率并存；所谓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无大的顺差或逆差。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无疑是各国政府政策制定者追逐的目标。在日趋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内部的不均衡需要外部不均衡来维持，而该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必然意味着其主要贸易伙伴内外经济的失衡。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日新月异的金融衍生品使得金融杠杆的作用成倍增长，各国经济捆绑在一起的链条越绷越紧，一旦某一环节出现破裂，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甚至触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萧条。
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和萧条很容易转化成政治危机，各国政客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必然会变本加厉地在国外寻找替罪羊。目前美国两党的政客们无一例外地将矛头指向中国。奥巴马政府在不到4年的任期内连续9次向国际贸易组织起诉中国违反国际贸易组织的规则，创造了美国各届政府的纪录。① 奥巴马2012年9月27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竞选活动中首次喊出“经济爱国主义”的口号，并向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公开叫号，谴责对方帮助中国夺走美国的工作机会。罗姆尼更是不甘示弱，除了喋喋不休地四处蛊惑、煽动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外，还反复宣称他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天就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② 在2012年10月两次总统竞选辩论中，罗姆尼公开谩骂中国为“经济骗子”。在这种背景下，全面、系统地了解中美经济失衡的内在机理，审时度势地制定我们的对策刻不容缓。
一、 中美经济失衡的生成与运作机理
目前中美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出现巨额顺差，需要金融账户的大量逆差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换一个角度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收支出现了巨额逆差，需要不断增加的金融账户顺差来维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经常账户的顺差为2017.2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顺差国家，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达4659.28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逆差国家。2011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超过了2954亿美元。③ 表1、表2为近8年来中美两国总储蓄、总投资、经常账户和美国国债的相关数据。
由于历史、 文化、制度诸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长期以来中美两国的储蓄、消费模式是：中国人在储蓄，美国人在消费。这种中国人用日益增加的储蓄来不断满足美国人狂欢式消费的储蓄消费模式，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人用省吃俭用、出口拉动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情愿地累计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截至2012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达3.24万亿美元，超过了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日本外汇储备的2.5倍（1.272万亿美元）。④ 另一方面，美国人滥用储备货币发行的特权，寅吃卯粮、 债台高筑。截至2012年9月，美国已累计了16万亿美元的国债，远远超过了美国的GDP。也就是说，美国目前全年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还不够用来偿还美国政府的债务。美国的国债中外债达5.3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两个债权国中国和日本，各持有超过1.1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这种双边贸易失衡导致债台高筑的形成机理和运作模式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国民经济恒等式来解读。
表1（略）
表2（略）
封闭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分别为：Y = C S T；Y = C I G。简单整理后得出其国民经济恒等式：S–I = G–T。显而易见，封闭经济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只能靠政府部门税收和支出的缺口来弥补，政府部门超过税收的支出只能依赖于私人部门的省吃俭用来融资，别无其它选择。这就是著名的政府支出“挤出效应”：G↑→ C↓或I↓或者两者同时下降。开放经济无疑为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过度消费或过度储蓄行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一国居民或政府的寅吃卯粮或省吃俭用行为可以通过其经济、贸易伙伴国家的省吃俭用或寅吃卯粮行为得以融通。一国的国内经济失衡可以通过外部失衡得以维持，这种内外不均衡必然会造成其经济、贸易伙伴国家的经济按相反的方向呈现失衡。
开放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分别为：Y = C S T IM；Y = C I G EX。简单整理后得出其国民经济恒等式：S–I = EX–IM。显然， 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得以融通，一国私人部门的过度储蓄或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其贸易伙伴国家的过度消费或储蓄行为得以维持。如果私人部门呈均衡，政府的寅吃卯粮行为也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得以融通。开放经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表现为：G↑→ C↓或I↓或EX↓或IM↑，或者它们之间升降的各种组合。也就是说，对一个开放经济而言，政府支出的增加不仅意味着可供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的商品和劳务的减少，而且意味着用来可供出口的商品和劳务的减少，因而一个开放经济既可以通过降低私人支出来维持预算赤字，也可以用减少出口、扩大进口的方式来为政府支出融资。如果国内私人部门的储蓄等于投资，政府预算赤字的结果必然是贸易逆差，即著名的“孪生逆差”：G–T = IM - EX。根据Yang(2012, p.130)的分析，90年代后期，中国的国民储蓄和投资基本上是同步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总储蓄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总投资。特别是2004年以后，总储蓄占GDP的比率以每年额外2个百分点的速度连续4年递增，2008年达到GDP的53.17%，而这期间总投资占GDP的比率在42%到44%之间。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的这种巨大缺口，表现为经常账户顺差同一时期相应的增加。表1 和表2惊人的显示，近8年来，中美两国各自储蓄率与投资率之差几乎正好等于各自经常账户占GDP的百分比：（S–I ）/GDP = （EX–IM）/GDP，即：S–I = EX–IM。特别是在中国，其储蓄率与投资率之差与经常账户占GDP的百分比吻合的几乎天衣无缝。
一个国家持续的贸易收支逆差，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政府部门的过度消费所致，只能用发行外债的方式来维持，而顺差国家只能通过持有逆差国家债务的方式维持顺差。因此，一个国家经常账户的顺差必然意味着其金融账户的逆差，即该国国外金融资产持有的增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种经常账户顺差与金融账户逆差的组合会使国际收支达成均衡，属于常规。美联储前副总裁Blinder认为，与其说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意味着美国在商品和劳务等实物产品方面没有比较优势，不如说美国在金融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外国的政府和居民要想购买较高收益和较低风险的美国金融产品，唯一的渠道是多出口、少进口，这样才能赚到足够的美元来购买他们喜欢的美国金融产品。政府没有理由也无必要来干预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造成的总体均衡格局，一体化世界经济的总体均衡恰恰是由各种各样的局部不均衡构成的。美国若想实现贸易收支平衡，只要降低其金融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即可。因为一旦国外失去了对美国金融产品的兴趣，也就不再需要用扩大出口、减少进口的方式来赚多余的美元，各国的贸易收支也就自然而然地恢复均衡了。
然而，这种总体均衡、局部不均衡的格局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逆差国家的债务超过警戒线，局部均衡就会难以维持，甚至出现主权债务危机，造成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甚至触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和萧条。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用资本内流的方式为其贸易收支逆差和政府预算赤字融资，无非是受益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的这种特权使得美国在短期内无需担忧也无必要违约债务，因为它可以用扩大发行美元的方式还本付息。如果美元不再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要比希腊还严重。二战后建立的美元—黄金本位制孕育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国际货币体系运转的前提是储备货币国家用持续的贸易收支逆差来满足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而储备货币国家持续的逆差反而会使非储备货币国家对储备货币的信心逐步丧失，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Paradox）(Triffin, 1960)。目前的美元债务危机已经导致全球对美元信心的丧失，美国之所以可以继续用发新债换旧债的方式赖账，一方面是目前全球还没有足够可供选择的其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更重要的是，几个大的债权国由于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债务，成了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任何抛售美元债务的举措都会给他们的自身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作为最大的美元债权国，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7月曾公开声明，中国不会抛售美国政府债券，这无疑给美国政府吃了定心丸。⑤
二、 美国的困境与出路
1. 美国贸易收支逆差的困境与中美贸易、汇率问题政治化趋势。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国际经济学家Maurice Obstfeld 在《美国经济评论》2012年5月特刊中，以首篇文章发表了《经常账户仍然重要吗？》一文，强调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在商品和金融市场上的摩擦既反映了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又暴露了各国抵御内外震荡的脆弱性（Obstfelt,2012）。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得美国的选民满腹怨气无处发泄，两党政客趁火打劫，把矛头直指中国，朝野上下保护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2012年美国奥运会运动员订制的服装被发现是中国制造的“丑闻”震撼了朝野，许多国会议员强烈主张当众烧毁这些服装以正视听。这场闹剧以许多网友提议美国的国会议员和政客将家中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全部烧毁而无人响应草草收场。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谁来消费这三大基本问题是通过价格信号由消费者和厂商决定。政客们为拉选票，煽动选民购买质次价高的国货，强迫厂商用高成本低效益的方式生产，这些违背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的拙劣伎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会招致强烈的国外反响和报复，最终会给本国的出口部门和就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人是美国的消费者。据美联储达拉斯分行的统计数字，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在苯型化工品业、皮箱行李业和软木业，平均为保护一个工作机会每年的成本超过了1亿美金，而服装和纺织业年保护成本总额达336亿美元。⑥
美国减少贸易赤字的另一个手段是通过“量化宽松”等扩大发行美元的办法使美元继续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中国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等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制度，所以这种办法对中国难以奏效。美国气急败坏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其实美国才是真正通过发行美元操纵汇率的元凶。均衡的汇率理论认为，决定两国长期汇率水平的是两国货币购买力之比，或者说它们的倒数，价格水平（绝对的购买力平价）之比，或通货膨胀率之比（相对的购买力平价）。非贸易商品和劳务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特别是各国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使得购买力平价理论难以通过经验验证，汇率在短期内更取决于不同国家间的利率差额（利息平价理论）和国际政治等因素。从这个意义讲，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与其说是反映购买力平价，不如说是一种明确的政策选择和协调。当前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大都围绕着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展开。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物价水平太低，美国的物价水平太高，因而人民币被低估。事实上除劳动力、劳动密集型和非贸易商品和劳务外，美国的绝大多数商品都比中国便宜。美国人经常指责中国倾销，所谓的倾销就是指同样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低于中国市场上的价格。耐人寻味的是，主张人民币升值的大都是国外的政客、商人，国内的进口商和研究汇率问题的中国专家。绝大多数国外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并不认为美元贬值或人民币升值会解决中美的贸易逆差问题。1994年到2005年，当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维持在8.28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绝大多数年份低于2%。而近年来人民币升值30%以上，2008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超过GDP9%。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仍超过GDP的4%。2012年10月中国的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6%，贸易顺差达320亿美元，创4年来的新高。
2. 美国财政政策及国债的不可持续性及出路。 美国目前的16万亿美元国债还不包括美国政府在许多其它方面应付款项的法律责任。如果把那些被排除的项目考虑在内，特别是美国政府在退休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安保险（Medicare, Medicaid and Social Security）等项目所欠的按法律必须支付的基金考虑在内，美国政府目前的债务已达到62万亿美元。⑦由于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人均寿命的增加，未来美国政府在退休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安保险等项目支出的增加要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许多美国政府部门的模拟和预测结果显示，未来75年内美国政府在以上诸项目方面的预算支出现值将超过这些项目税收现值40万亿美元。根据美国总审计局的模拟和预测，按此趋势，美国国债占GDP的比率到2040 年会翻一番，2060年再翻一番，2080年将会达到GDP的 600%。⑧ 过去的11年中，美国的两党政客、国会与内阁之间围绕“债务上限”（debt ceiling）立法展开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争斗，并酿成了2011年的“债务上限危机”。内阁几次用“关闭”（Shutdown）和欲“关闭”政府来要挟国会。11年来美国国债的最高限额已提高了13次，其中奥巴马主政后就提高了6次。最近一次是2012年1月30日，新的最高限额为16.394 万亿美元。美国国会对“债务上限”已经失去了约束力，成了事后的橡皮图章。
日益增加的债务势必对美元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用日趋贬值的货币偿还债务必然导致债权人要求高利息为代价。截止2008年，美国每年偿还国债的利息已超过43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财政收入中的每1美元中，要用15美分来支付利息。巨额的利息负担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Reinhart, Reinhart & Rogoff, 2012），1800年到2011年间,发达国家债务超过GDP 90%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比债务低于GDP 90%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低1.2个百分点。笼罩在经济衰退的阴影，深陷债务泥潭的美国朝野上下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阈于美国的现行政治体制，特别是在大选之年，两党政客除了相互攻讦和一致对外谴责中国外，找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解决寅吃卯粮的根本出路是开源节流。增加税收在大选之年无异于政治自杀，对衰退的美国经济也会雪上加霜。进一步削减支出在美国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美国地方政府近年来大刀阔斧地削减教育支出，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一些地方政府因无钱维持监狱不得不将许多犯人提前释放，许多州正在考虑将中小学由每周5天上课改为4天。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中除退休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安保险外，第二大支出项目是国防预算，占全部预算的24%。无论哪个党执政，穷兵黩武式的冷战思维方式和继续称霸世界的狂妄心态使得美国的国防预算不会减少，并且任何削减支出包括军事支出的手段只能使经济萧条加重。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境使得美国政府只能继续靠发新债还旧债的滚雪球办法度日。美国总审计局的报告尖锐地指出，美国的财政已步入了一条“不可持续”的路径，美国的政治家和全体选民们长期以来“无意”（unwilling）更改这一路径。⑨ 用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Charle Rose的话讲，美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使得政治家们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意愿。⑩
2012年11月6日美国大选结束后，奥巴马政府近期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财政悬崖”（fiscal cliff）。(11) 所谓“财政悬崖”是指受美国一系列法案到期的影响，2013年1月1日或2日起，美国的税收会大幅度的增加，伴之于预算支出的减少，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衰退。这些到期的法案包括布什减税法、对中产阶级“可选择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 减免的“修补”、“社会安全工薪税”2%的减免以及2011年通过的“预算控制法案”中规定的全面支出削减，包括国防预算和政府各部门支出的削减和联邦失业津贴延期的到期。如果不对这些法案进行进一步的延期或修订，2012—2013年度，美国的税收将自动增加19.3%，预算支出将削减0.25%。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预测，这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使2013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1%。即便两党政客经过讨价还价可以达成妥协，任何对这些法案进行延期或修订的举措，尽管在短期内可以“悬崖勒马”，但“财政悬崖”会不断增高，美国的国债会扶摇直上，新一轮的“债务上限”闹剧将会重演。
三、中国的对策和出路
两国之间国际收支出现较大的不平衡，究竟应该由顺差国家来调节还是逆差国家来调节，这个问题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以来，就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勃兰尼，宋小川，1987）。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政府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一意孤行地实行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我们是无法指望美国会采取任何负责任的调节政策，只能争取主动，因地制宜地采取我们的对策。简单地采取减少出口、扩大进口的办法，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上策。特别是用鼓励居民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的办法来扩大商品和劳务的进口，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还会滋生贪污和腐败现象。既然造成中美两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储蓄，美国人消费，那么解决中国储蓄过度的关键是扩大内需，缩小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即通过减少S-I来减少EX-IM，通过实现国内均衡来逐步减少外部不均衡。前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将其国民储蓄率由目前的45%（GDP）降低到40%，而又不使投资相应的减低，中国的经常账户就会由顺差变为平衡，甚至出现较小的逆差”。(12) 具体说，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几种对策。
1.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体制，减少教育不公平现象。中国居民储蓄倾向偏高的原因，除历史、文化、传统习惯等因素外，最重要的是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体制，特别是公平的教育制度。绝大多数居民存钱的原因是担心生病后无钱就医，退休后无钱养老，特别是子女无钱读书。我国居民的绝大部分储蓄都是基于这几个方面的动机。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率不到4%，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许多家庭不得不将收入的1/3甚至一半用作子女将来读大学或出国留学的储蓄。改革开放无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最大的失误就是医疗体制的私有化和教育的产业化，以及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未能建立一套适合国情的退休保险制度。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迫在眉睫，不仅关系到巩固改革开放的成就，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是减少居民过度储蓄、扩大内需的关键。Obstfelt (2012，p.14) 认为，导致中国巨额顺差的原因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险，金融体系抑制储蓄收益率和鼓励企业过度储蓄的公司治理框架”。
2.缩小贫富差距和房地产改革。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它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而且是造成我国社会储蓄过度，遏制内需的直接原因。经济学的简单原理告诉我们，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和财富由富人向穷人的转移会直接扩大内需，减少过度储蓄。我们应当学习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财产税、遗产税和房地产税等方面的经验，建立和健全更为合理、成熟可行的税收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以有效地扩大内需，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我国中心城市、特别是一线大都市内需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为了购房，居民们不得不勒紧腰带，节衣缩食。进一步实行房地产税改革，建设公租房等措施有利于居民腾出资金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认为，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男女比例失调也是构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Shang-Jin Wei & Xiaobo Zhang, 2011)。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进一步深入具体的研究，在适当的时机调整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3.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进一步扩大内需，调节内外失衡的另一对策是增加我国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资，这也是通向繁荣昌盛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林毅夫最近提出，“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由于当前的经济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应该有全球性的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措施，即全世界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能消除增长瓶颈、短期能够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以增加需求。在新“马歇尔计划”中，中国可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国内还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可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13) 这些方面的投资显然会直接减少对美国出口的需求和减少对美元债务的持有。
4. 改善金融体制和竞争机制,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 我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应逐步将贷款中心由大型国有企业转向中小私人企业。这不仅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储蓄倾向高于中小企业，这种转移有利于降低企业储蓄率，而且由于中小私人企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这种转移还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Ferri & Liu (2010)分析和计算，2001年到2005年间，我国国有企业贷款的平均利息为2.2%—2.9%，而私人企业贷款的平均利息为3.8%—13.4%。尽管同期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只有25%，但它们却获得了全部银行贷款的65%。建立和健全消费信贷体制，向居民提供房地产抵押贷款、教育贷款和其它耐用消费品贷款显然是直接降低国民储蓄率，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我国的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47%到50%，是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当运转不良的中国金融体系未能将日益增加的储蓄引导到高收益的生产投资或消费贷款时，过度的储蓄终将以巨额外汇储备的方式投资到低收益的海外政府债券”(Yang,2012)。
注：
①Puzzanghera, J. & M.A.Memoli(2012), "U.S., China file dueling complaints as trade tensions heat up", Los Angeles Times, Sept.18.
②Mehta, S. & C.Parsons(2012),"In Ohio, Obama and Romney fight over China, Trade", Los Angeles Times, Sept.26.
③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④People's Bank of China, "Gold &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http://www.pbc.gov.cn/publish/html/2012s09.htm;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Japan, International Reserves / Foreign Currency Liquidity"; http://www.mof.go.jp/english/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official_reserve_assets/index.htm.
⑤"China won't dump US treasuries or pile into gold", China Daily eClips, July 7, 2010. http://www.cdeclips.com/en/business/fullstory.html?id=47499#.
⑥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Annual Report 2002, p.19.
⑦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Citizen's Guide 2010: Figure 10, p.30, April, 2010.
⑧The Nation's Long-term Fiscal Outlook: Sept. 2008 Update", Sept.29, 2008, http://www.gao.gov/products/GAO-09-94R.
⑨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Financial Health: A Citizen's Guide to the 2008 Financi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eb.13, 2009, pp.07-08.s
⑩宋小川（2011）在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从投票规则设计与公民选择、“中位数偏好”与“阿罗不可能定理”、选民偏好强度与投票结果质量、选举策略与选票交易、“代议制民主”的弊端五个层面，分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安排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11)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12年2月底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最先使用“财政悬崖”一词来描述这种危机。
(12) Sparshott, J.(2010), "US-China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 Could Disapp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28.
(13) 林金冰：《林毅夫：世界需要新“马歇尔计划”》，《财新网》2012年9月18日。宋小川(1985)在一个含有国外反响的开放经济收入决定模型框架内对这种“超越凯恩斯主义”做过理论上的介绍和分析。
参考文献：
宋小川，1985：《国际凯恩斯主义述评》,《辽宁大学学报》第6期。
勃兰尼 宋小川，198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第7期。
宋小川，2011：《西方民主模式的理论缺陷与实践中的误导》，《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第2期。
Ferri, G. & Li-Gang Liu(2010),"Honor thy creditors beforan thy shareholders: Are the profits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al?", Asian Economic Papers 9(3):50-71.
Obstfeld, M.(2012), "Does the current account still mat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3):1-23.
Reinhart, C.M. et al(2012), "Public debt overhangs: Advanced-economy episodes since 1800",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3):69-86.
Triffin, R.(1960),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i, Shang-Jin & Xiaobo Zhang(2011),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511-564.
Yang, D.Tao(2012),"Aggregate savings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125-146.
宋小川，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圣地亚哥美厦学院，邮政编码：400067，电子邮箱：xsong@sdccd.edu。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