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官员化的倾向——荆林波

    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学者官员化的倾向。为什么会如此呢？如何看待和评价呢？
    我认为，关键是社会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异”。没有一个官衔，没有一个学术职称，根本无法登大雅之堂，更不必谈弘论大言了。我庆幸自己早几年博士毕业，在没有官职也没有职称的状况下，可以靠博士头衔走江湖、抢滩涉险。而如今，博士帽满天飞，连找个合适的工作都困难，要在人前显圣，难比登天！所以，我非常理解那些新入道的博士们，他们在“爬格子”的同时，还需要在官位和职称方面往上爬，也许他们仍然要在蜗居中打拼，不断积累自己的学术资本。
    似乎官职越高，学问越大，官职与学问是正相关的。我没有当副所长之前，难免会受到各种论坛的冷遇，甚至办会人员的冷眼。即使有了一个副所长头衔呢，外出开会仍然会遇到许多好笑的场面。一般而言，大家按官职大小排出场顺序，而不是按照论坛的主题、发言人的水平来排序。因为我们中国社科院的所属于厅局级，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所以，即使按照官职大小也常常把我们放在很后面。有一次，有人发现了排序的问题，希望把我调前，被我婉拒了。大家如果看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员的名片会发现，他们的名片上往往头一行字印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次行印着：某某研究部部长或者某某所所长，以示自己是局级干部，潜台词是：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我在财贸所力主打破官职等级概念，让老研究员排在前面。这样，在外出调研时，使得许多接待人员颇感困惑，以为我这个副所长是副科级干部，比社科院所里的研究室主任位子要低下。更有意思的是，一次在外出调研时，我们所一个老研究员与我们所长为一个观点发生了争论，让当地的地方大员大吃一惊，在他们潜意识中打着这样的烙印：下级不能反驳上级领导。我非常庆幸中国社科院的许多老学者仍然保持着学者的清风傲骨，“不为上”，只可惜这种优良传统如何传承给下一代学者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目前，这种不良社会风气正在快速地扩散到学术界，已经严重地侵蚀到学术界内部，毒害着广大学者的心灵，这势必使得学者在学术上用功的时候，总是看着某个位子，增加了功利性倾向。
    当然，我们现在的干部选拔标准上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总是以为学问好的学者就应当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或许是我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延续，这样，一旦学术做出些成绩，往往被提拔重用，使得一些好的学者苗子最后走向了官位爬山的轨道上，而不管这些学者是否具备管理能力，最后导致这些优秀的学者面临着了管理学是的“彼得困境”——劳伦斯·彼得发现“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人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地位”。
    好的学者未必个个都具备“当官”的能力，我列席“两会”，发现学者做做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比较合适，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参政议政。
    可惜的是，一波未平又来一波，新的问题是“仕而优则学”，似乎做官员必须搞个博士学位来装饰一下，以备未来的官位竞争。甚至，有些公务员开始考虑未来设计，官位上不去了则退而求其次——回到学者行列，延长职业寿命，拿高薪、养好老，还落个“桃李满天下”的美名。
    那么，学者与官员的日益融合，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的确，难以一概而论。好的方面在于学者的知识可以更多地导入到执政之中，官员化学者的声音会更多更大，最新的科研成果可以加快转变为政策建议。正如张卓元先生所言，过去做研究的成果要过五年甚至十年才能写入中央文件，现在这个时滞越来越短。的确，今年的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就出现了“森林碳汇”、“物联网”等最新词汇。坏的方面在于使得纯净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权利场的利器，学者们为了获得提升做秀，官场的恶习会渗透到学术界。
    但是，毕竟学者行政化的倾向开始日益显示它的魔力，学者们不仅在教育界和学术界走向管理岗位上，而且也不断离开学术的“象牙塔”，走入各类“名利场”。我们可以罗列出若干了著名学者被“招安”的名字，也许这也是学者们实现自己的使命——经国济世的一个途径。
    “两会”期间，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争论，再次给世人敲响了警钟。有的学者建议取消大学的副部级级别，而有的学者（包括大学校长）则坚持要保留行政级别。我个人以为，木已成舟，短期内难以改变，不进一步扩大大学的副部级范围就已经很不错，君不见，如今最强势的部委之一——教育部的众多司局长们都盼着下一步落到高级别的高校呢！
    荆林波[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