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智库的思考——荆林波

    何谓“智库”？简单而言，就是给领导人出谋划策者，类似中国历史上所说的门客、谋士，以及现代提法中的参谋、军师、顾问、智囊等等。按照国内目前的智库，我们大致可以划分出如下四类智库：
    第一类智库，为党中央与国务院直接服务的机构，比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等机构，这是最正宗的智库，直接为国家领导人服务。
    第二类智库，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直接或者间接服务的机构。这里具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正规的机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是国务院下属的、正部级的事业单位。第二类是非正规的机构，属于社会团体，比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第三类智库，为相关部委直接服务的机构。这里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松散型的机构，比如，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为央行决策咨询机构，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是为商务部决策而设立的决策咨询机构。第二类是紧密型的机构，是直接作为部委的事业单位而设立的常设组织，比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财政部的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等。
    第四类智库，各类杂牌咨询机构或者个人，多数号称是“智库”、“智囊”。比如，某些学者自称是某某领导的高参、智囊，或者有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以此为资本，出书立传，而后在市面上获取各种项目，尤其是来自地方的项目。
    如此众多的智库，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中国智库呢？我个人以为，要做到中国智库，首先我们必须对智库做出如下严格的界定：
    第一，必须做战略研究与战术研究，而更多地应当研究战略问题；第二，必须着眼于国家的战略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部门的视角，必须跨越部门利益的藩篱；第三，必须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支撑智库，否则总是靠三个臭皮匠，无法持续发展；第四，必须要有雄厚的资本扶持。第五，必须是严格对外保密的研究，否则何言“国家大计”，也就是说战略有显性战略与隐性性战略之分，智库做的有相当部分应当是隐性战略（不能对外报道），需要多年之后解密，甚至有可能一直保密、终生隐姓埋名。如果我们认同这五个界定标准，那么，我们来逐个分析一下中国的智库智库。
    第一类智库，最大的硬伤在于无法达到我们上述的第一条标准。比如，按照介绍，国务院研究室是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国务院办事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一）负责组织或参与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提出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二）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牵头组织国务院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参与党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三）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单独或组织、协同关方面起草、修改国务院有关重要文件，起草国务院领导同志部分重要讲话等文稿。（四）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各主要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收集、分析、整理和报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动态，为国务院决策提供参考建议。（五）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因此，可以看出，此类机构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文件、收集分析、提出建议，恐怕多数是做战术性的研究，尽管也有战略研究，但是毕竟事务缠身，对长期性的、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问题会有所涉猎，但是，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全力以赴，深入研究。
    第二类智库的硬伤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与人力投入。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介绍，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因为名称中多了“国务院”，无形之中比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了一点政府色彩，尤其是在国内到各地去开拓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牌子要好用得多。但是，它的问题在于过多地涉足，使得本来有限的人力显得更为不足。
    同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是集中经济研究领域高端人才并广泛联系各方面经济研究力量的综合性社团组织”。中心的主要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是：研究经济问题、开展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合作和提供咨询服务。尽管中心理事长由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先生出任，机构有了相当强大的领导班子，有众多老领导与企业领袖参与，但是，毕竟目前它的研究机构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人员远没有到位，更主要的是它主要集中到相关交流与咨询服务项目当中，而淡化了它应有的功能。
    再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研究所３１个，研究中心４５个，含二三级学科近３００个，其中重点学科１２０个。全院总人数４２００多人，有科研业务人员３２００多人，加上离退休人员将超过7千人，可以算得上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人力资源可谓相对雄厚，也正因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性含量多一点，它往往要靠研究积淀与厚度取得认知。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研究投入在逐年增加，但是对重大的国策研究同样存在投入不足，尤其是前瞻性、全局性的战略研究相对缺乏，没有形成有足够分量的拳头产品。特别是，相对比30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感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智库作用有所下降。所以，2011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成立三个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它们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亚洲与太平洋研究所和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而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后成立的首批跨学科、综合性、创新型学术思想库和新型研究结构。藉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加强智库的投入，并且对已有的研究所实现转型升级，突出国家战略的研究，强化智库的作用。
    第三类智库，最大的硬伤在于多数带有部门色彩。比如，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根据1997年4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其职责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等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它基本上是围绕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开展工作，更不要说那些挂靠在各部委的研究机构，它们一般是隶属各部委的事业单位，也有的按照企业化运作，但是都逃脱不了对挂靠部委的依赖，无论是单位的领导任命、人员配置、资金额度、课题划拨、福利制度等等都要受到部委的领导甚至干预，因此它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局限，所以，人们常常指责他们是某些部委的“代言人”，这反而为第二类智库机构留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即相对独立的发布权威研究成果，超越部委利益，形成自己的特色。
    第四类智库，最大的硬伤在于散兵游勇，非正规军，短期内无法积累起自己的无形资产，无法担当起国家智库的重任。它们主要靠“一招鲜”，获得一些眼球的关注或者市场的订单。但是，并不排除它们会逐步成为某些领域、某些地区的核心咨询机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严格意义、合乎五个标准的智库，要打造中国智库的路，仍然漫长而艰巨。回想美国钢铁公司创始人卡内基曾经说过，“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只要留下我的成员，4年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与底气发出同类的豪言壮语呢？
    为此，从目前我国智库的目前格局与未来发展，我们建议：
    第一，国家必须高度重视智库的建设。从欧美多年的发展来看，政府对智库建设的鼎力支持必不可少。偌大的一个中国必须要重视中长期的战略研究，否则，我们将迷失发展的大方向。
    第二，国家需要制度中国智库的发展战略。中国智库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是一个长期的谋划与实施的动态发展过程，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因此，我们国家首要的构建一个中国智库的发展战略，指引发展方向，协调相关关系。
    第三，加大对智库的人力上的扶持。必须加大对第二类的智库机构加大人力投入，解决专业人员的编制问题。
    第四，增加智库方面的研究经费投入。更多地通过智力补偿方式来增加智库研究人员的收入。
    第五，建立奖励机制，鼓励隐性战略的研究。对那些长期从事幕后研究的人员进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弘扬他们的默默奉献的精神。
    作者：荆林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5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