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增长潜力的再认识（上）

       分析和认识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追赶空间和增长潜力，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涉及到我国发展目标和调控政策的制定。客观分析我国增长潜力需要综合考虑到追赶规律、技术背景变化和具体国情、国际环境。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需处理好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传统动力与新动力、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2017年经济显现企稳迹象，GDP增速有望高于上年。经过长时间调整，经济稳定在中高速平台的有利因素在增多，但还面临杠杆率高、需求不振、信心不稳等困难，增长前景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轮增速下降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的动力、结构和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中短期分析框架已不能给出有效解释，需要放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增速开始下降的阶段，学术界曾就增长阶段转换的机制和潜在增速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随着增速逐步企稳，未来我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此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两年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理论分析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前期理论研究中的发现和争论也需进一步探索。正因为理论分析还不够深入，在现实经济工作中，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估计容易受到景气状况的影响。景气状况好，则对未来信心就足；景气转差，信心就会动摇。
    过去几年，中央也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特征适时归纳概括，先后提出“三期叠加”“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判断。这些判断中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增长或发展阶段的转换。从理论上深入研究阶段转换对增长潜力的影响是理解和丰富中央经济工作思想的应有之义。实际上，最近几年经济现实的变化也为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既体现出后发追赶型经济的基本规律，也会体现出技术进步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还会体现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情特点。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起来，对于科学认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规律，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水平是决定追赶型国家增长潜力的基础性因素
    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的发展是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现代国家的转变，同时也是从吸收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后发追赶过程。工业化规律、追赶规律是分析增长阶段转换中潜在增速的主要理论根据，而其核心变量则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前期的学术讨论主要是从上述思路出发，其中两类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比照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相对水平关系密切。从东亚经济体发展经验看，相较美国我国人均GDP水平较低，提升空间巨大，未来仍可保持较长时期的高增长。二是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中不变价的人均GDP绝对水平对需求结构，进而对经济潜在增速有重要影响。我国已经达到增速出现转折期的人均GDP绝对水平，所以潜在增速会出现台阶式下降。
    上述两种观点都准确地将分析起点落到人均GDP水平上，并将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结合起来。但是，由于选择的指标和视角不同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增长前景的分歧并非只在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中显现，上述两种观点均可在现实经济中找到相关证据。比如，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居民消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显著差距，似乎意味着可将发展空间转化为较快的经济增速，从而支持第一种观点。与此同时，最近几年传统产业弱化、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似乎又支持第二种观点。
    实际上，矛盾形成的关键不在于是选择了人均GDP绝对水平还是人均GDP相对水平，而是因为在应用国际经验时，没有考虑不同时代技术背景变化对GDP绝对和相对水平内涵的影响。
    （一）技术前沿固定时，从相对和绝对水平出发会得到同样分析结论
    1.人均GDP绝对水平决定居民需求结构和投资行为，进而影响追赶型国家的潜在增速
    人类需求满足是生理现象，存在从基本生存需求到高级精神需求的递进关系。比如，先要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而后才会更多考虑旅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需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需求变化带来的产业升级呈现出一定规律性。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上世纪70年代，对57个国家三大部门在总需求中的占比进行研究，认为其变动趋势与人均GDP水平存在确定的相关性。
    不同需求结构要求的生产体系不同，其内含的技术进步和积累模式存在差异。比如，居住和出行所需要的产品为房屋和汽车，配套生产体系为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化工业。处于此类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以较快的速度推进，从而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当此类物质性需求稳定后，进入旅游、教育、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阶段，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潜在增速会逐步回落。
    2.人均GDP相对水平影响后发国家的追赶空间和技术引进潜力，从而影响潜在增速
    从供给角度看，人均GDP往往代表了劳动生产率。除了技术前沿国家，劳动生产率提升并没有阶梯性的制约。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后发国家引进生产技术时，既可以从低端开始，也可以直接进入中高端，不存在顺序上的刚性约束。比如，电视技术出现要晚于汽车，但发展中国家可以先引进电视生产设备再引进汽车生产设备。再比如，火车运输技术是从普通铁路发展到高速铁路，但后发国家可以直接引进高铁。国际经验表明，与前沿国家的人均GDP差距大，后发国家可以同时引进的技术和产业就会更多，实现挤压式或追赶式增长的强度就会越高。
    3.人均GDP相对水平对潜在增速的影响存在作用的窗口期
    由相对水平差距决定的追赶空间按什么样的节奏转化为潜在增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追赶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当追赶型国家处于物质性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通过技术引进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就较大。当其处于服务性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通过技术引进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就会变小。这是由于，需求结构不同会影响到产业投资强度和技术转化模式。制造业投资强度大，技术进步可通过设备投资实现；服务业投资强度低，技术进步只能更多依靠人力资本提升。图1显示了2015年30个国家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以及自身GDP增速的对应关系。从显示的样本中可以看到，人均GDP在美国20%—30%以下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国家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物质性消费快速增长，工业占比处于高位。而处于高收入的国家，无论相对水平是美国人均GDP的40%、50%或80%，其经济增速并无趋势性变化。这说明人均GDP相对于前沿国家达到一定水平后，其对应的追赶空间对潜在增速的影响会降低。
    4.静态分析时，人均GDP的相对和绝对水平是统一的，共同决定着追赶的空间和潜在增速
    在前沿国家发展水平固定的情况下，后发国家人均GDP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一一对应。绝对值从需求结构的意义上，相对值从技术引进空间的意义上，共同决定着后发国家的追赶空间和潜在增速。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前沿国家不发展，由于后发国家自身的发展，其人均GDP水平提高后，随着需求结构变化、技术引进空间变化，潜在增速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说，一定的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潜在增速也是一一对应的。静态情况下，无论是从相对水平还是绝对水平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正如在本节开始时所指出的，在国际比较中往往涉及历史时期改变和前沿国家自身的发展。这种改变从增长分析的抽象意义上看，主要体现为后发国家面临的技术背景不同。正是由于没有考虑到技术前沿的进步，立足于绝对水平的国际比较往往低估发展潜力，而立足于相对水平的国际比较则往往高估发展潜力。正确认识发展水平对追赶空间和潜力的影响，需要从静态的分析进入到技术背景变化的动态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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