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增长潜力的再认识（上）

    （二）技术背景变化，绝对或相对人均GDP水平所对应的增长潜力不同
    由人均GDP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归纳分析出的增长规律在技术背景变化的动态分析中，不能简单进行国际比较，需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
    1.技术进步后，同样人均GDP绝对水平所代表的需求和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简单国际比较会低估增长潜力
    从人均GDP绝对水平看，不同历史时期即便是可比价的消费水平，其结构也会发生改变。虽然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性消费，从低端消费向高端消费升级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但是其具体构成会随技术进步而变化。比如，同样是满足居住需求，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当今中国，在住宅中配置家用电器的品种和数量就会有很大差异。按可比价人均GDP绝对水平计算，当前我国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和90年代中期的韩国相似，都处于经济结构变化、增速下降的阶段。但是，由于过去几十年间技术水平的进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比于日韩同等发展阶段，我国在新产业的发展方面强于当时的日韩，但在一些传统领域的发展仍显不足。比如，日本在1974年增速转换时，城镇化率为56.8%；韩国在1997年增速转换时，城镇化率为79.7%。而201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3%，但户籍人口仅为34.7%，城镇化蕴藏的传统动力仍还没有充分释放。
    从供给角度看，技术进步会对满足消费的生产结构带来影响。比如，PVC等新型化工材料的引入就会对原有传统金属材料形成替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家用磁带录音机、传统相机等产业消失。技术进步的节约效应引起投资减少，使传统需求对增长的带动作用降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产品成本缩减，这将会扩大同等收入水平下居民的消费量。这些技术背景的变化，提醒我们利用人均GDP绝对水平分析增长阶段转换和未来增长潜力时要考虑结构性因素。
    人均GDP绝对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受技术进步影响，无论是需求还是产业结构都存在差异，具有重大政策意义。与日韩同处于按人均GDP绝对值计算的增速转折期时，我国传统需求和产业发展成熟程度会低于日韩。由于传统需求和产业具有较高的经济拉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何我国转换期增速下降幅度低于日韩，或者说增长的潜力高于日韩。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增速转换时，我们仍能观察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等领域普遍存在的供给不足。
    2.由于前沿国家发展，同等人均GDP相对水平，更晚发展的国家将有更高的人均GDP绝对水平，简单国际比较会高估增长潜力
    随着前沿国家技术进步和发展，虽然具有同样的人均GDP相对水平，但更晚些的追赶型国家会有更高的人均GDP绝对水平。正如前节指出的，当人均GDP绝对量达到一定水平后，服务需求比重明显上升，由相对差距代表的追赶空间并不一定能转化为较高的潜在增速。根据麦迪森估计，我国当前人均GDP相对美国的水平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初相对美国水平相当，但并不意味着我国会像日本一样在当前的水平上仍可再高速增长20余年。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美国又发展了60多年，同样相对水平对应的绝对水平大幅提升。实际上，1955年日本经济指标恢复到二战前水平，被认为是战后高增长的起始年份，而我国当前已经增长了30余年。当我们利用国际经验时，由于前沿国家发展和技术进步，实际上已涉及到了追赶问题的动态分析。而在动态分析情况下，人均GDP绝对水平与相对水平不再是对应关系了，就形成了国际比较分析中的矛盾。
    综合来看，静态条件下绝对水平分析可能低估了我国未来增长的潜力，相对水平分析可能高估了我国未来增长潜力。虽然按人均GDP绝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增速转换期，但技术进步的历史背景使我国有了更好的增长条件。虽然按人均相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相对美国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物质性消费已充分发挥，不可能长期处于高增长水平上。同时考虑到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仅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增速出现转换后，潜在增速应高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和韩国90年代中期增速转换后的水平，并低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国情特点和国际环境也会影响到增长潜力
    （一）从国情特点看，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后有更高的潜在增速
    中国作为体量巨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进程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增长阶段转换后可争取实现更高潜在增速。
    1.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特征使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后，拥有更多制度改进红利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经济体。伴随市场深化，我国实现了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后，市场继续深化仍有很大潜力。一是我国仍有大量生产资源未能充分进入市场。比如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经济价值还没得到充分开发。二是受所有制改革滞后影响，银行、国企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市场主体应有的效率。三是垄断和基础领域未充分开放、生产效率低下，从而拉低经济整体效率。四是随着服务业加快对外开放，国内生产、流通领域技术进步将提高总体经济效率。最后，市场化过程对居民经济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是逐步展开的，中西部地区正更多地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这将通过微观主体更加市场化的行为影响到未来增长潜力。
    2.市场空间巨大，为我国培育新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与日、韩以及台湾省的重要不同在于内部市场巨大。如果战略措施得当，这将对培育新产业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从供给角度看，韩国、台湾在高增长阶段，始终没有像日本一样成为全球性生产平台，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量太小、生产资源有限。OECD通过数量化测算，认为中国在2005年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生产平台。东亚各国已将各自中间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从日本转移到中国。这种全球生产体系节点性地位对产业发展、竞争力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国内市场大，可通过规模优势降低新产业的进入成本，并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如，百度、阿里等企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受惠于广阔的国内市场。在高增长时期，我们广泛使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可更多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分摊科研和开发费用，提高创新性产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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