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增长潜力的再认识（上）

    分析和认识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追赶空间和增长潜力，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涉及到我国发展目标和调控政策的制定。客观分析我国增长潜力需要综合考虑到追赶规律、技术背景变化和具体国情、国际环境。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需处理好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传统动力与新动力、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2017年经济显现企稳迹象，GDP增速有望高于上年。经过长时间调整，经济稳定在中高速平台的有利因素在增多，但还面临杠杆率高、需求不振、信心不稳等困难，增长前景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轮增速下降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的动力、结构和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中短期分析框架已不能给出有效解释，需要放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增速开始下降的阶段，学术界曾就增长阶段转换的机制和潜在增速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随着增速逐步企稳，未来我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此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两年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理论分析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前期理论研究中的发现和争论也需进一步探索。正因为理论分析还不够深入，在现实经济工作中，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估计容易受到景气状况的影响。景气状况好，则对未来信心就足；景气转差，信心就会动摇。
    过去几年，中央也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特征适时归纳概括，先后提出“三期叠加”“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判断。这些判断中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增长或发展阶段的转换。从理论上深入研究阶段转换对增长潜力的影响是理解和丰富中央经济工作思想的应有之义。实际上，最近几年经济现实的变化也为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既体现出后发追赶型经济的基本规律，也会体现出技术进步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还会体现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情特点。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起来，对于科学认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规律，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水平是决定追赶型国家增长潜力的基础性因素
    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的发展是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现代国家的转变，同时也是从吸收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后发追赶过程。工业化规律、追赶规律是分析增长阶段转换中潜在增速的主要理论根据，而其核心变量则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前期的学术讨论主要是从上述思路出发，其中两类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比照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相对水平关系密切。从东亚经济体发展经验看，相较美国我国人均GDP水平较低，提升空间巨大，未来仍可保持较长时期的高增长。二是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中不变价的人均GDP绝对水平对需求结构，进而对经济潜在增速有重要影响。我国已经达到增速出现转折期的人均GDP绝对水平，所以潜在增速会出现台阶式下降。
    上述两种观点都准确地将分析起点落到人均GDP水平上，并将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结合起来。但是，由于选择的指标和视角不同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增长前景的分歧并非只在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中显现，上述两种观点均可在现实经济中找到相关证据。比如，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居民消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显著差距，似乎意味着可将发展空间转化为较快的经济增速，从而支持第一种观点。与此同时，最近几年传统产业弱化、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似乎又支持第二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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