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增长潜力的再认识（上）

    综合来看，静态条件下绝对水平分析可能低估了我国未来增长的潜力，相对水平分析可能高估了我国未来增长潜力。虽然按人均GDP绝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增速转换期，但技术进步的历史背景使我国有了更好的增长条件。虽然按人均相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相对美国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物质性消费已充分发挥，不可能长期处于高增长水平上。同时考虑到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仅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增速出现转换后，潜在增速应高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和韩国90年代中期增速转换后的水平，并低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国情特点和国际环境也会影响到增长潜力
    （一）从国情特点看，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后有更高的潜在增速
    中国作为体量巨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进程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增长阶段转换后可争取实现更高潜在增速。
    1.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特征使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后，拥有更多制度改进红利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经济体。伴随市场深化，我国实现了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后，市场继续深化仍有很大潜力。一是我国仍有大量生产资源未能充分进入市场。比如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经济价值还没得到充分开发。二是受所有制改革滞后影响，银行、国企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市场主体应有的效率。三是垄断和基础领域未充分开放、生产效率低下，从而拉低经济整体效率。四是随着服务业加快对外开放，国内生产、流通领域技术进步将提高总体经济效率。最后，市场化过程对居民经济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是逐步展开的，中西部地区正更多地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这将通过微观主体更加市场化的行为影响到未来增长潜力。
    2.市场空间巨大，为我国培育新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与日、韩以及台湾省的重要不同在于内部市场巨大。如果战略措施得当，这将对培育新产业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从供给角度看，韩国、台湾在高增长阶段，始终没有像日本一样成为全球性生产平台，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量太小、生产资源有限。OECD通过数量化测算，认为中国在2005年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生产平台。东亚各国已将各自中间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从日本转移到中国。这种全球生产体系节点性地位对产业发展、竞争力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国内市场大，可通过规模优势降低新产业的进入成本，并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如，百度、阿里等企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受惠于广阔的国内市场。在高增长时期，我们广泛使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可更多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分摊科研和开发费用，提高创新性产业的竞争力。
    3.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蕴藏着经济增长新动力
    东、中、西部经济不平衡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也为产业在国内转移、延长生命周期创造了条件，进而拉长后发优势释放的时间。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雁行模式，一些生产环节先是在日本，而后转移到韩国和台湾省，过去数年间又转移到中国内地。对于小国来说，随着人均GDP提高，要素成本上升会迫使产业和企业跨国境转移。但是，我国不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则发挥了协同优势，更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我国城乡间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显现二元发展特点。广大农村地区既有大量未充分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又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前，可调整工业化传统思路，通过城市可移动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向农村不可移动生产要素（土地）的转移，在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充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释放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潜能。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体量大、外溢性强等特点也会对我国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是国内需求会明显抬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发展形成制约。二是作为生产大国，国际市场需求空间相对不足，制约了我国产能扩大和释放。三是由于人口多、体量大，增长阶段转换后，一两个高增长行业难以支撑起中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创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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