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增长潜力的再认识（上）

    3.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蕴藏着经济增长新动力
    东、中、西部经济不平衡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也为产业在国内转移、延长生命周期创造了条件，进而拉长后发优势释放的时间。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雁行模式，一些生产环节先是在日本，而后转移到韩国和台湾省，过去数年间又转移到中国内地。对于小国来说，随着人均GDP提高，要素成本上升会迫使产业和企业跨国境转移。但是，我国不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则发挥了协同优势，更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我国城乡间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显现二元发展特点。广大农村地区既有大量未充分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又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前，可调整工业化传统思路，通过城市可移动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向农村不可移动生产要素（土地）的转移，在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充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释放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潜能。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体量大、外溢性强等特点也会对我国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是国内需求会明显抬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发展形成制约。二是作为生产大国，国际市场需求空间相对不足，制约了我国产能扩大和释放。三是由于人口多、体量大，增长阶段转换后，一两个高增长行业难以支撑起中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创新和突破。
    （二）国际环境变化，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后发经济体的追赶是在不同国际经济环境下实现的。二战后几十年间，国际经济格局、产业特点、技术状况发生巨大改变。如果漠视国际发展环境的差异，就很难将历史经验科学地适用于当代中国。
    1.国际经济格局出现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超过发达国家，将提供新的需求空间
    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逐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半以上贡献来自于非经合组织成员。本世纪的最初10年，有83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经济增长率超过经合组织成员的两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对全球贸易增长和资金流向带来重要的影响。过去20年间，世界商品贸易扩张了近4倍，而南南贸易则剧增10倍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明显扩大了全球需求空间，有利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OECD研究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资源进口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收入，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帮助它们克服了发展瓶颈。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资金和技术往来深刻地影响着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并对我国的发展形成正向反馈。
    2.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实现更高潜在增速创造了条件
    国内外新技术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阶段。互联网、通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使后发国家可以绕开发达国家企业先前设定的技术壁垒，直接进入国际新产业。我国腾讯、比亚迪等公司的发展壮大，都是借助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机遇。制造业领域的互联网改造，可以释放出新增长空间。传统服务领域技术进步速度慢，随着服务业占比提高，将影响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然而，通过互联网对就业、销售、家政等服务领域的渗透，可大幅提高其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超过欧盟平均水平。2006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只占美国的7.6%，到2016年专利申请量已占到美国的76.4%（见图2）。这些变化都反映出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升。
    3.全球价值链调整增加了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后，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成为各国结构调整的重要议题。能源革命带来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智能制造、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共同打开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新优势和新空间。在“再工业化”浪潮下，发达国家一方面把持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在中端市场重建竞争力。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受中国出口导向战略成功的鼓舞，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制造业，广泛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投资，利用低成本优势在世界市场中抢占中低端份额。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双边挤压”下，我国出口竞争优势受到较大侵蚀。另外，近两年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治氛围使发达经济体对制造业岗位流失和市场份额下降更为敏感，并采取各种贸易壁垒保护其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和逆全球化思潮都会对我国未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振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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