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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中欧发展战略对接已正式展开
2015年6月底的第十七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中，中欧代表对彼此倡议的浓厚兴趣再次强化，双方决定讨论“一带一路”倡议与“容克计划”的具体对接措施，具体体现为同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
首先，中欧双方决定成立联合工作组，探讨具体的对接方式。工作组成员包括中方丝路基金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的专家。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工作组将在2015年底确定，在“容克计划”中，包括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及欧洲投资银行的相关投资活动，中欧具体的联合工作和实际合作方式。[19]
其次，加强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合作。中欧峰会期间，双方已宣布共同建立“互联互通合作平台”。目前，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正大力推动这一合作平台建设，探索互联互通计划、战略和政策的对接，确定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和具体项目。互联互通合作平台将为投资者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机遇，为双方的投资者和相关企业提供公平的机遇。欧洲投资银行将为互联互通合作平台作出贡献，从而寻求中欧共同投资的项目机遇。
第三，欧盟委员会将设立透明的欧洲投资项目门户（European Investment Project Portal,EIPP），汇总欧盟当前和未来的投资项目；该门户将建立全面的项目数据平台，提供所有项目的相关信息。该门户不仅对欧洲公众开放，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投资者开放。[20]
根据双方业已制定的战略对接路线图，中欧联合工作组将于2015年12月提出容克计划下的中欧合作建议，2016年上半年开始实施；2015年12月中欧互联互通合作平台投入运营，2016年第一季度开放欧洲投资项目门户。[21]
最后，双方的战略对接与合作还包括欧盟与亚投行的合作。欧盟表示，一旦亚投行投入运营，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便启动与亚投行的合作，具体合作方式包括在初始阶段的技术援助及共同投资合作项目等。[22]
三、“一带一路”与“容克计划”战略对接的挑战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与容克计划在战略取向上高度契合且具备了战略对接的合作基础和政治意愿，但中欧政治体制、决策过程及公众舆论等存在重大差异。因此，中欧战略对接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潜在挑战，其中尤以认知差异、安全风险和美国因素为最。
（一）认知差异
认知差异是中欧推动战略对接面临的首要挑战。尽管随着合作不断深入，中欧认知差距正逐渐缩小，但由于制度和观念差异，欧盟很大程度上将中国视作“欧洲模式”的竞争者和挑战者，尚未完全消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顾虑。例如，有欧洲学者指出，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是错误的，因为该倡议“是地缘政治再定位，是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23]
中欧认知差异将从三个方面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与“容克计划”的战略对接。第一，它将影响中欧的次区域合作。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欧盟在较长时间内持观望态度，且主要关注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尽管中东欧国家从务实的角度普遍欢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但欧盟及其他成员国的关切仍担心这一合作违反欧盟基本法，突破欧盟和成员国的权能界限，更有人担心这是中国采取的“分而治之”战略。
第二，它可能对中欧战略对接的具体推进产生消极影响。在中欧探讨并启动战略对接的计划制定过程中，欧盟仍表现出相当的顾虑。例如，在中国投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过程中，欧洲要求中国必须以美元或者欧元支付，不接受人民币投资。[24]这反映出欧盟对中国资金的顾虑，因为如果可用人民币投资这一基金，无疑更有利于中国产品和项目进入欧洲市场。同时，根据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授权原则：“任何第三方都不能拥有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指导委员会的资格，也不拥有其治理结构的相应权利。”[25]表面上，这一规定也限制了成员国对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投资方向和项目的影响，但由于成员国银行的注资主要用于本国项目，其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并没有损失。因此，该规定根本上是为了限制欧盟外国家，也包括中国的参与。
第三，影响中欧在第三方的合作。中欧在第三方的合作特别是产能合作，也是中欧战略对接的主要内容。但双方能否有效实现在第三方的合作，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中欧能否消除分歧，扩大共识。欧盟长期质疑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式，如“新殖民主义论”、“攫取资源论”、“民主折冲论”等。由于发展理念不同，中国更多采取“发展优先”方法，希望以发展促进安全；而欧洲国家大多采取“安全优先”方法，试图通过附加各种政治条件、实现“善治”，然后再实现发展。因此，欧洲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中欧在第三方的交锋不只是经济利益竞争，更是“发展模式”竞争。
（二）安全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类领土争端、宗教和文化冲突、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等安全风险相当复杂。因此，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和“容克计划”的对接意味着中欧和平安全合作的机遇大增，同时也可能遭遇更为复杂的利益与观念歧见。
从中国角度看，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最主要安全挑战之一。尽管欧盟拥有可通过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以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从而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的空间，但欧盟对中国在争端中的角色认知明显存在偏差。例如，欧洲议会有关海洋安全问题的决议认为，“日益复杂和分散的海洋安全环境使得国际合作日益艰难，也降低了欧盟有效多边主义的吸引力。自信心上升的新兴力量更加不愿意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则，接受国际仲裁。他们通过传统的领土国家框架行事，要求更多的独立和主权。这一切使得进一步规范全球海洋事务和保护海洋环境的努力更加复杂，引发极高的环境成本和新的冲突和对立。”[26]这不啻是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中国是地区和海洋秩序的挑战者。因此，欧盟能否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持客观公正立场，将对中欧发展战略对接产生直接影响。
从欧洲角度看，乌克兰危机和中东政治转型是其面临的两大安全威胁，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而言也有重大的潜在安全风险。因此，中欧双方理应携手合作，促进危机与冲突的解决。但是，中欧双方对危机和冲突根源及解决措施缺乏共识。欧方认为中国是乌克兰危机最大的受益方，事实上采取“纵容”俄罗斯的立场，无助冲突的解决。[27]中国也并不认同欧盟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尽管中东政治转型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发展要求双方全力合作，但中方认为欧洲不仅需要反思其周边政策，同样需要反思其长期奉行的军事干预政策。[28]因此，中欧在“一带一路”倡议必经的俄罗斯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安全挑战与应对方法上的共识能否建立，也对双方战略对接有着重要影响。
如何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宗教与文化冲突也是对中欧战略对接进程严峻考验。恐怖主义是中欧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但一方面由于战略互信不充分、另一方面则由于双方认知分歧特别是部分欧盟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双方的合作一直非常有限。但宗教与文化冲突历来都与复杂的政治、地缘以及各种域外力量相互交织。中国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希望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在包容主义原则下，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欧盟则一直拥有文化优越感，通过各种形式输出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文化。因此，在表面的安全风险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理念和认知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