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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耦合协调度分析
将“一带一路”18省市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的综合评价指数依次代入式(6)和式(7)得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限于篇幅18省市耦合度不再列出，18省市的耦合协调度如表5所示。
从时间演化来看，各年度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耦合协调度均值变动持续增长，从0.47上升至0.64，增幅为36.17%，总体上呈逐步协调发展的态势。但从耦合协调度的绝对水平来看，仅从濒临失调衰退升迁至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耦合协调程度仍然较低。从空间演变来看，18省市耦合协调度均值除了海南，广东、浙江、上海、辽宁、福建等东部省份明显高于中西部，黑龙江、吉林等中部省份又优于西部省份。由此可知，耦合协调度亦呈现从东向西逐级衰退态势。具体而言，广东从初级协调状态跃入良好协调发展，浙江、辽宁从勉强协调发展到中级协调，重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广西从濒临失调衰退跨入初级协调，最低的海南经过多年发展也由失调衰退跃进勉强协调。此外，云南、青海、宁夏、甘肃、新疆五个省区耦合协调度变化幅度不大，徘徊在失调与勉强协调的过度区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海从初级协调迈入中级协调，但上升幅度最低，11年期间仅增加了18%。总体上，“一带一路”18省市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耦合协调情况不容乐观，只有5个省份处于初级协调或中级协调发展状态，占比不足三分之一，绝大部分省份仅达到勉强协调发展状态。
表5 “一带一路”18省市耦合协调度
基于上文分析可知，各省份经济与人力资源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分异特征，而这点恰好揭示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那么，引起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凸显的原因是什么？高耦合度地区如何进一步提高其耦合协调度？低水平耦合度地区又如何转变成为高耦合度地区？
接下来，我们拟计算各省经济综合指数与人力资源指数比值(取各省两指数均值)，并结合各省市耦合协调度水平，以对各省市两指数的比值进行分类。若f(x)/g(y)＜1，表明该省份属于经济发展滞后；若f(x)/g(y)=1，属于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同步；若f(x)/g(y)＞1，属于人力资源滞后，见表6。
从表6可知，制约各省市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广东、浙江、上海属于高耦合协调人力资源滞后型。究其原因，尽管这些省市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总体素质不高，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短缺，从而掣肘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是新事务，创新是主题。因此，这些省份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综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改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发创新思维。同时“建立区内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的联系合作机制，加强产学研的结合”，(19)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源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实现系统耦合向优质协调发展跃迁。
提高对引进技术资源的识别和选择能力，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通过自主开发和二次开发，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以及加大高新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等。
辽宁、福建属于中耦合协调人力资源滞后型。由于这些省份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结构调整不同步，人力资源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从而产生结构性对接失效，最终使得现有人力资源不能有效吸收模仿能力来推动经济增长。为此，这些省份未来应注重人力资源产业配置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步和有效互动，并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强培养技术含量高、人才优势突出的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发挥现有人力资本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模仿能力，以促进系统迈入更高的协调发展模式。
吉林、黑龙江、海南、重庆、广西、云南、陕西、甘肃、新疆属于低耦合协调人力资源滞后型，除了海南，其余都是中西部省份。较低的人力资源存量与质量是制约这些中西部省份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东部地区以高待遇、高福利强烈吸引中西部人才，人才东流现象愈演愈烈，人才外流使流出区域的人力资源总体素质下降，形成人力资源空洞，从而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进一步需求，使得综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程度低下。据此，这些省份应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引入、培养、使用、奖励、保障等配套的人才政策体系，实行高效的激励制度，以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同时，加强教育支出规模和强度，提高人力资源素质，进而有助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经济推进器作用，提升系统耦合协调的发展水平。
内蒙古、西藏、青海、宁夏均属于低耦合协调的经济发展滞后型，经济短板是制约这些西部省份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这可能归于尽管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但这种由自然资源开发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所滋生的资源高耗低效和投资饥渴等问题，使这些省份没有真正摆脱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困局(20)。因此，这些地区应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着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步伐，把握产业升级转型契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结合本地在资源、生态、人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跨越式发展。
表6 “一带一路”18省市经济发展主要制约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