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化提升“上海制造”品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上海明确提出要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现代先进制造业如何能够从制造向品牌跨越？这不仅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同时还需要结合新的科技革命加以全面理解和认识。
    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制造业的突出重要性。传统上，研究全球经济增长路径和评估全球国家经济质量，按照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解释，一般将服务业比重增加、制造业比重下降，包括农业产出比重下降对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提高，看成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和归宿。所以，过去人们在概念中提到经济增长和进步时，通常以服务业比重增加来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衡量指标，同时也驱动各级政府以各种政策和手段加快推动服务业的增长。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包括之后全球经济复苏过程的一些变化，给上述认识提出了不同的回答和挑战。我们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和贸易波动，包括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核心点还是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高速扩张达到了临界点，而金融服务业高速扩张带动的相关专业类服务，包括房地产服务业扩张，表面上为危机前的全球经济增长和服务业比重增长带来助推器作用，但留下的隐患和风险是巨大的、有害的，留下的是漫长的恢复期和低增长阶段。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当下全球经济的结构化差异增长上，更突出体现在遭受欧债危机影响的大部分欧洲国家身上。一个基本教训是，失衡的服务业过度扩张，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野蛮增长，对于一国经济长期良性健康运行的风险是显著的。单纯追求服务业的增长，而没有注意与制造业的合理匹配关系，包括过度迷信服务业增长带来社会福祉的认识，肯定是片面的。
    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最奇特的是德国。无论是在危机中还是在复苏过程中，德国经济一直保持顽强的经济增长。不仅受危机影响小，而且经济的顽强性和韧性增长使得其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强国逐渐发展为领导型国家。除了2009年受到短暂冲击外，德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稳定保持在30%以上的份额。这不仅说明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加速过程中，德国没有因为价值链变化而大幅改变国内产业结构，也没有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逻辑在实践中片面追求服务业增长，而是固守“制造业立国”的基本价值观。这个可以称为“工匠精神”的价值观，既是德国的一张全球品牌价值名片，而且也正帮助德国持续扩大政治话语权。
    德国的经济模式是清晰的，是以制造业为稳定根基的。但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博弈的结果也表明，“得高端制造业者得天下”既表现在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和抗风险能力上，也反映在全球政治经济权力变迁中。事实上，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制造业发展路径，在战后几十年间大致遵循着一个产业递增和转移分化过程，即国家工业化的产业按照纺织、制成品、家电、重工业化的化工、机械、造船、汽车再到航空、航天进行逐级递进。这个路径的选择既按工业技术难度和工业基础积累，也按普通生产要素红利的比较优势叠加。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国家工业化空间受制于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国际权力。德国和日本就是在完成重工业化后不能产业升级到航空、航天的例子，中国则是顺利发展航天、航空工业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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