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奇迹”的制度解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更深层次上看，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来的，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和制度依据。归结起来，“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奇迹，是基于对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作出的重大判断；“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充分发挥的必然结果；“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继续葆有光明前景，是我们党坚定制度自信，不断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应有之义。
    深刻认识作出“两大奇迹”这个重大判断的基本依据
    奇迹，是指极难做到的、不同寻常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70年来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奇迹，是基于对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作出的重大判断。
    从纵向的历史比较看，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社会实现了长期稳定。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1952年至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1亿元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2018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3.2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倍；公路里程达485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9倍；能源生产总量达37.7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57.8倍。这一组组数字雄辩地证明，我国经济总量大幅跃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对外开放成效突出，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另一方面，我国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大局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既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也经受了不少重大考验，比如抗美援朝战争、三年困难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重大疫情、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我们党和国家不但胜利渡过了一系列难关，而且有力巩固了人民政权、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大局稳定，并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从横向的国际比较看，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产生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目前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18%左右，近几年来高达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令世界上不少国家羡慕。另一方面，同世界上一些国家频现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社会分裂、暴力蔓延、枪击不断等现象不同，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到处呈现一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景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并不少见，但像中国这样在长时间跨度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情况则世所罕见。
    深入把握创造“两大奇迹”的制度必然
    必然性是指在事物发展中一定如此的趋势，是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决定的，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原因是多方面的，条件也是多方面的。但从更深层次来讲，“两大奇迹”的创造，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更是一种制度的必然。
    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层面的要素是最根本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在某种意义上讲，唯有具备制度优势，一个国家才可能确保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因此，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两大奇迹”的创造，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的产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90多年的伟大社会革命、进行70年的新中国建设、进行4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归纳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等13个方面。这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入，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展开，是“中国之治”制度密码所在，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也正是由于具备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才是一种必然。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党的十八大后我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来这里，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336项重大改革举措。经过五年多的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时，必须要看到，这些改革举措有的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落实。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因此我们决不能停下脚步，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13个方面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指出：“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创造奇迹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会不断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