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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资源的诅咒”经济现象的存在激起了人们关于其传导路径的讨论。本文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通过弱化制度环境而产生。具体地，当地区资源越丰富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较弱，企业寻租更为盛行，地方保护主义加重，且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滞后。由于制度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种因资源富裕而引起的制度弱化降低了地区经济增长率。本文研究还表明，资源禀赋对制度环境的作用也影响了“荷兰病”、价格波动及资金误配等“资源的诅咒”其他传导路径。
关 键 词：资源禀赋 制度环境 经济增长 传导路径
作者简介：张天舒，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上海201620。
一、引言
“资源的诅咒”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尽管富足的自然资源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1]，但现实的情形却是，资源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资源贫乏国家[2-3]。这一现象在跨国之间和一国内部都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4-7]，即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然而，在证实“资源的诅咒”现象存在的同时，关于富足资源如何阻碍地区经济发展，尚未有明晰的结论[8]。
诺思(North)指出[9]，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环境休戚相关，制度甚至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如，有研究发现，法律体制和政府质量影响了企业投资进而造成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10]；也有研究表明，官员腐败程度每提高1个标准差，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下降1.3个百分点[11]；还有研究证实，通过影响金融借贷，弱产权保护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12]。在认识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后，一个有趣的现实是，制度本身可能是内生的。例如，在居民死亡率较高的殖民地，制度发展相对落后[13]；民族多样性也影响了地区制度环境[11]；甚至与地球赤道距离的远近也是制度的重要决定因素[14]。因此，当制度内生于其他外部条件且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时，“资源的诅咒”的一个可能传导过程是，资源禀赋通过作用于制度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相关研究文献；第三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具体检验资源禀赋作用于制度环境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第五部分考察了富裕资源下的制度弱化对“资源的诅咒”其他传导路径的影响；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回顾
“资源的诅咒”现象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盛产石油的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等国与资源缺乏的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资源丰裕的尼日利亚与资源贫乏的日本经济发展结果迥然不同[4，15]。就中国而言，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资源贫乏的东部地区[6，7，16]。由此，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仿佛由“天使”变成了“魔鬼”。
当大量经验证据证明“资源的诅咒”现象的存在时[4，17，18]，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富裕资源如何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即关于“资源的诅咒”的传导路径，对此已有文献提供了不同的解释。(1)“荷兰病”。该观点认为，社会生产由制造业部门和资源部门构成，其中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特征。当地区资源较丰富时，生产要素将更多地向资源部门转移，在制造业部门具有递增规模报酬的前提下，这种资本转移削弱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19]。(2)价格波动。资源类产品价格的波动性较高，其收入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表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使得政府难以对经济发展做出有效的长期规划[20]。而且，有研究指出，伴随着资源产出的骤升骤降，一国的利率和汇率跟着波动，由此增加了投资的风险，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资本减少[17]。(3)资源经济属性。普雷比施(Prebisch)认为[21]，就本质而言，资源开采是一个夕阳产业，相比于制造业，资源类产品的需求增加不快，产品价格的提升趋于乏力，由此对资源依赖型经济的增长产生制约。(4)资金误配。大量的资源收入增加了政府手中的资金，由于官员的利益并不与选民一致，富余的资金被投资于低回报的项目，甚至被用于满足个人私利，由此对地区经济不利[22]。一个有趣的现实是，大多数资源富裕国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公共教育的投资[23]。(5)制度发展。基于尼日利亚的分析表明，丰裕的石油和矿物等自然资源诱发了浪费和腐败，由此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15]。有研究认为，当地区制度较好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然而，当地区制度较差时，富裕的资源阻碍了经济增长[24]。
针对中国“资源的诅咒”现象，学者们对其影响路径进行了讨论。徐康宁和王剑指出[6]，自然资源开采引发的“荷兰病”、资本外流、腐败浪费、贫富差距扩大及科研投入不足制约了地区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矿产资源的产权不清晰是阻碍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25]。邵帅和齐中英的分析表明[7]，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腐败是“资源的诅咒”存在的诱因。王必达和王春晖论证指出[26]，在经济发展后期资源禀赋对制度变迁的阻碍导致地区经济的低增长。
由上看出，关于富裕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现有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不论是跨国之间的比较还是一国内部的分析都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关于“资源的诅咒”的作用路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而且，现有研究较多关注资本流动、价格波动、资源经济属性及资金误配等，对制度环境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寻租、腐败，且经验上的证据相对缺乏。
三、假说发展
本文的逻辑结构是：自然资源首先影响了地区制度的发展，表现为不同资源禀赋下地区制度的差异；接着，由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这种因资源条件不同而引起的制度差异将进一步影响地区经济，由此构建了从资源禀赋到制度环境再到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由于制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涵盖内容较多，本文基于资源禀赋特征着重从知识产权保护、寻租、地方保护主义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论述，下面分述之。
首先，就知识产权保护而言，资源禀赋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的开采更多是一种重复性生产活动，企业积极研发的动机不强[2]，而且，在资源丰裕地区，通过占用资源就能获取高额利润，知识、技术的创新显得不重要[5]。进一步地，有研究指出，富足资源还会通过吸引企业家去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而对企业家创新产生挤出效应[27]。基于此，在资源富裕地区，因社会需求和重要性的降低，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较为薄弱，维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相对不足，结果造成对知识产权的弱保护。
其次，探讨资源丰裕如何影响寻租。当地区资源富足时，代表公众对自然资源行使所有权的政府手中集聚了大量的租金，企业寻租的动机提高。克鲁格(Krueger)指出[28]，因通过买卖资源就能获利，自然资源提供了一种攫取经济租金的简单方式。有研究论证发现，随着地区资源的增多，为获得资源租而向官员行贿的回报提高，企业寻租的动机进一步增强[29]。资源富足常伴随着利益集团的产生，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府制定对其有利的政策而易滋生寻租、腐败[30]。由此，在资源富裕地区，企业寻租更为严重。
再次，资源禀赋也影响了地方保护主义。有研究指出，资源富裕国家常采用贸易壁垒政策[4]。这是因为，在这些地区，资源部门具有更高的边际收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更多地向资源部门转移，由此造成非资源部门资本、劳动力投入的下降，市场竞争力降低，将更多地依靠进口保护和政府补贴，地方保护主义加重。
最后，讨论资源禀赋如何影响非国有经济发展。尽管名义上地区资源归全民所有，然而实际的所有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为能够获取相关经济收入，政府对资源开采常实施国家开发战略，从而易形成国有经济的垄断[4]。而且，这种开采的国有垄断使得相关资源收入更多地流向政府和国有企业[25]，相反，非国有经济则因资本投入缺乏而发展滞后。因此，可以预期，在资源丰裕地区，非国有经济更不发达。
上述分析显示，资源禀赋对地区制度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弱化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企业的寻租动机，加重地方保护主义和阻碍非国有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在资源富裕地区，制度发展更为落后。
进一步分析自然资源对制度环境的作用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当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较弱时，由于新产品和新技术很容易被复制、模仿，企业研发产品和创新技术的行为得不到鼓励，在知识、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当今，这对经济发展不利。克鲁格(Krueger)指出[28]，寻租只是一个利润再分配过程，且会减少实体经济投资，因此，当富裕资源下更多的社会资本被用于寻租活动时，社会总产出下降，地区经济增长趋缓。阿尔钦(Alchian)指出[31]，因产权的不可转让，国有企业的经营天生就不如私有企业有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也证实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显著差于私有企业[32-34]，那么，当富裕资源造成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时，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综合看来，资源禀赋通过弱化制度环境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因资源富裕而引起的制度弱化将降低地区经济增长率。
下面，本文利用具体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
1.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
为考察自然资源对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Institution代表各制度变量，包括知识产权保护(Knowledge)、寻租(Rent)、地方保护主义(Protection)和非国有经济发展(Private)。知识产权保护变量取自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35]，该指数基于地区专利申请与受理情况构造而得。寻租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调研报告《中国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该变量以地区企业吃喝玩乐开支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寻租①。遵循现有文献，本文以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地方保护主义，相关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标等于地区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计算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上述制度变量，除寻租指标外，数值越大，表明地区制度越好。因此，为便于比较分析，后面回归取了寻租变量的负数。最后，为综合考察资源禀赋对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对知识产权保护(Knowledge)、寻租(Rent)、地方保护主义(Protection)和非国有经济发展(Private)四个变量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构造了一个综合的制度指标Institution。
模型(1)中，考察变量Resource是滞后一期地区资源变量，以地区煤、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等采掘类企业的产值表示，并除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予以标准化。根据现有研究[11]，模型(1)还控制了民族多样性对制度环境的影响，衡量变量为地区民族数(Ethnic)。有研究表明[14]，地理位置也是重要的制度决定因素，因此模型(1)纳入了是否为沿海省份哑变量(Sea)。最后，模型(1)还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指标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2.制度弱化与经济增长
为分析因资源富裕而引起的制度衰退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如下方法：
首先，对模型(1)进行回归，计算出各制度变量的估计值(Predict)，以此衡量因资源禀赋不同而造成的地区制度差异；然后，我们把求得的制度变量的估计值代入如下经济增长方程：
上式中，因变量Growth是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Predict是基于模型(1)估计的各制度变量；Capital衡量实物资本投入，依据公式
计算而得②；Education是人力资本变量，等于地区非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例；最后，还控制了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回归使用的是2003-2007年的省级数据，基于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的结果显示，该数据符合面板数据的特征，进一步的，各回归模型的Hausman检验均未获通过，因此下文回归主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具体回归时，考虑到自变量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本文计算了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结果显示均小于5，表明回归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而且，为控制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回归变量标准差的计算都进行了Huber-White和Cluster调整[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