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与增长路径比较分析

    二、四种形式经济增长路径 
    将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增长现实结合研究发现大致存在四种增长路径，即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劳动驱动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消费驱动型增长路径、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通过对四种增长路径的比较得出，依靠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劳动驱动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消费驱动型增长路径在未来中国是行不通的，未来之路在于创新。
    （一）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
    哈罗德模型所揭示的均衡路径就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也可以称之为资本投入型，主要是依靠资本，自然资源和土地等实物资本的不断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这种路径中，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往往较多，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追赶型的经济体更是如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速超过人口增速的经济增长，政府一般会使用行政力量，扭曲要素价格，加速资本积累，以实现迅速的工业化，进而促进城镇化。投资驱动型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微观上，这种增长方式会带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投资是为了未来的消费，如果一直靠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势必在未来会形成强大的产能导致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的增长；宏观上，增长依靠大量的自然资源、能源等实物资本的投入，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利用率低，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总体来看，我国的投资率是稳步上升的，1978—1990年的年均投资率是35.45%，1991—2007年是38.7%，2008—2017年是46.0%。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投资率有着较大幅度的提升，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投资率20%。然而我国的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却是在波动中下降的，2017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投资率的上升，而投资贡献率却在下降，说明投资效率不佳，已无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依赖投资驱动增长，给我们的能源利用和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我们国家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这和我们国家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有很大的联系”[11]。近年来虽然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逐渐下降，但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约40个百分点，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过重，是近年来引发雾霾天气等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与世界上其他一次能源使用较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煤炭使用量仍然是占比过重。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能源的消费结构也是很难改变的。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会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是不可持续的。
    （二）劳动（普通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
    劳动投入型增长主要是发生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尤其是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体中，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正是依靠廉价的大量劳动力的投入形成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增长。蔡昉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人口红利”带来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基本的传导机制是，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充分的劳动供给，劳动抚养比低会导致高的储蓄率，而高储蓄正是高投资的来源；另外“劳动力无限供给阻止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12]。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人口红利就会消失。根据蔡昉的研究，2004年至2010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时期，在这之后“人口红利”的消失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下降。
    自2010年以来人口抚养比已不再下降，而是开始增加，由2010年的34.2%上升至2017年的39.2%；人口老龄化比率逐年增加，至2017年已达11.7%，远远超出7%，已然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虽然绝对数还在增加，但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自2011年也开始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研究认为：1978年至2000年我国GDP增速平均为9.68%，劳动力增长贡献了1.25个百分点；2001年至2009年，GDP年均增速为11%，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仅是0.31个百分点；2010年至2017年GDP年均增长增速是8.28%，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下降至0.21个百分点。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普通劳动投入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里的劳动是指非熟练工人，不包含人力资本。
    （三）终端产品（GFP）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
    终端产品（GFP）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投资，衡量的是一国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消费。终端产品的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经济增长最终的归宿也就是有更多可供选择的终端产品。消费需求与生产性投资需求不同，投资需求直接就能带来经济增长，而消费需求，是会引发新一轮的投资从而带来增长效应，这种效应带来的增长是有效的，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消费需求引致的投资是经受市场检验的。而投资具有自我循环的特点，尤其是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实现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可供消费的终端产品；二是居民的消费能力；三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首先从供给端来看，目前中国存在供给和消费结构不匹配的问题，近年来出现的中国游客日本购买马桶盖、学生书包等现象，以及对进口汽车的青睐，都说明了国内的供给在有些领域无法满足消费需求。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境游人群的消费总额为2,58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占世界出境消费总额比重的21%。中国人均GDP在2017年排名世界69位，可是中国的人均出境旅游消费水平却是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当然中国出境旅游的人群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相对富裕阶层。出境消费的人数越多，比重越大，越能说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存在脱节的地方，是不匹配的。其次从消费能力来看，中国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仅是美国的14.7%，日本的22.9%，韩国的29.6%；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差距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228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 251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4 617元，城镇是农村的2.7倍，城乡差距大且这种差距呈现发散态势，总体上存在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后从消费倾向来看，依据胡雅梅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总体上增长速度是慢于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中国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上是下降的，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波动下降的，且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波动幅度是大于城镇的。因此，无论是从供给结构，消费能力还是消费倾向上来看，单纯依靠终端产品的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是行不通的。
    （四）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
    罗默模型和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模型揭示的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稳态路径，正是因为创新研发者的不断创新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均增长。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是指经济的增长不再依赖于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而是决定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在于不断持续的创新所引发的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改善。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50%时，实现稳定的增长就要依赖于研发者不断的持续创新。根据王华的研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然超过50%。另外依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研究认为“目前我国进入资本推动和劳动力供给双重下滑阶段，确保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超越50%时，还要继续实现提高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依靠创新的奇迹。国家统计局盛来远[13] 等人通过假设中国未来技术进步稳定，生产效率稳步提高的基础上预测了中国2021年至205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50~65%之间。因此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的稳定增长创新驱动的增长路径是必然选择。
    创新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竞争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一国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的较量，实质上这些都要归结到自我创新能力上，创新能力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撑。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近代中国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就是与历次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技术迭代失之交臂。第一次工业革命与18世纪中叶率先在英国产生，法国、德国、俄国以及后起之秀美国紧随其后，至18世纪末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人类进入蒸汽技术时代。依赖于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动力技术，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却将这些创新带来的新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愚蠢地拒绝新技术，最终使得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境地。19世纪中叶以电力和内燃机的使用为标志的二次工业革命，先后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相继完成，人类进入电气技术时代。而中国由于国内频繁爆发内战，加之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自顾不暇，无缘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届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物质和资本匮乏，也未能完全地与之统一步伐。各种缘由，使得近代中国错失了三次技术革命的良机，与西方发达国家拉开差距，在国际上的地位日渐势下。值此中华民族复兴之际，我们要紧紧抓住创新这一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和核心力量。
    创新驱动是世界大势所趋。全球新一轮的技术变革，产业调整加速迭代，未知的科学探索从微观向宇观纵深拓展，以新型互联网、人工智能、共享、泛在为特征的技术创新将打破现有国际分工秩序，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创新发展战略成为多国谋取未来的重要核心战略。美国的《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和日本发布的《日本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以及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地平线战略》，都将创新驱动视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次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也可能会使得差距进一步拉大。当今的中国正处于赶超西方的下半场，唯有重创新、实创新、勇于创新，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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