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

    摘  要：技术创新陷阱、收入分配陷阱、城镇化陷阱和国家治理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最为关键的“四大陷阱”。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微观人力资本机制，提升积累水平和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分工，推动技术创新，破解技术创新陷阱；通过缩小劳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代际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破解收入分配陷阱；通过提高融入城市的机会和能力，实现经济融入，破解城镇化陷阱；通过宏观国家治理重心转移机制，扭转投资偏好、效率偏好和增长偏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破解国家治理陷阱。可见，加强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供给，有利于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高质量发展；“中等收入陷阱”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与获得感提升研究”(16ZDA08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研究”(2014BGL008)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14.2%，而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仅为6.9%。也就是说，10年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从另一方面来看，201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879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的1.2万美元标准还有较大差距。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能否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命题。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2017年国家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历史经验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动力衰竭问题，旧的增长动力耗尽，新的增长动力却未形成，导致国家难以迈上高收入阶段，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因此，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动力转变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是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现实举措。
        一 中等收入四大陷阱的本质问题：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匮乏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是什么？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解释。纵观学者的不同视角，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城市化和国家治理陷阱是其最大“公约数”。因此，我们把“中等收入陷阱”概括为四大“陷阱”。
        第一，技术创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首要的成因就是传统增长动力耗尽，新的创新动力没有形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技术进步是决定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进步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看，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85%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低于成功跨越的国家。研究表明，不能实现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化升级，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东南亚很多国家也是因为未形成创新技术能力的动态比较优势，导致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为持续上升或减速上升的态势。
        第二，收入分配陷阱。主流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进而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学者主要从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关注收入分配的社会影响，认为分配不公有可能导致社会不满、引发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郑秉文基于国际经验研究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是“拉美陷阱”的主要成因之一。二是关注收入分配的经济影响，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内需不足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东亚地区的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基尼系数大都在 0.4 以上，高企的基尼系数影响了内需的增长。总之，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难以形成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第三，城市化陷阱。拉美国家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重要的表现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问题，也即城市化陷阱。适度的城市化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促进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过度的城市化则导致人口过度集中于都市，加剧城市的资源、环境紧张的状况；再加上相应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等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最终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拉美陷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教育、就业、产业等公共服务对过度城市化的应接不暇，致使产业结构不能适应人口过度城市化的需求，从而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可见，公共服务需求不能及时、有效地满足人口需求，不仅无助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能陷入“人口城市化陷阱”。因此，城市化陷阱更多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第四，国家治理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由经济问题演变为社会政治问题，从经济增长动力问题转化为社会公平、腐败等问题，其实质是国家治理陷阱。田国强等人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来衡量的，但其内在本质还是制度转型困境，没有正确处理好发展与治理这两大内在逻辑关系，使政府失效、市场扭曲/失灵、社会失范同时存在、相互牵绊，以致滞留在转型途中。当前“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动力机制存在根本性冲突。自主创新、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在现有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下无法形成创新能力，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较难实现经济的突破和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同时，这些国家的腐败问题也比较突出，而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现代化国家在腐败治理方面则颇有成绩，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位置。由此可见，良好的国家治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其实现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中国能否改善制度环境，只有创造更加公平的制度环境，才能促进国家治理良性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就是要通过推动国家治理转型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无论是经济方面的动力，如创新、收入分配、城市化等，还是治理方面的动力，如制度转型、国家治理转型等等，最终都是要落在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只不过是“变量”不同而已。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不是从纯粹的宏观层面研究如制度、技术进步或者投资、消费等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而是更多地从中观层面研究如何促进技术进步、提升消费等问题，并提出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来推动技术创新、缓解收入差距、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转型，从而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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