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

        第二，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本机制。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是阻碍一个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成因之一，因此，调节收入差距至关重要。公共服务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机制调节劳资收入、城乡收入和代际收入差距。由于劳动与资本要素的稀缺性不同，使得要素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导致劳资收入差距扩大。调节劳资收入差距扩大，关键在于改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因为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增加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即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劳动的边际产出越大，相应的劳动力收入占比也越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其原因之一就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二元性直接导致人力资本收益的二元性。加之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偏向城市，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长此以往，这种差距会呈现代际传递，形成代际收入差距。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抑制作用显著，公共服务占GDP比例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就会下降2.19%。公共财政通过提供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等公共服务，降低个人对自我及其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缩小居民在文化、教育、医疗等消费上的差距，从而缓解不同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差距的传递和持续拉大。从代际效应看，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还能够引起农村居民对下一代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而公共服务的投入能够引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代际传递和深化，产生人力资本投资乘数的效应。 
        第三，城市质量化的人力资本机制。“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地区表现为城市化（中国语境下的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陷阱，城市化理应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却拖累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其城市化只是数量的扩张而非质量的发展，结果导致大量“贫民窟”出现，并阻碍了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数量增长而非质量增长阶段，农民工进城了，但身份依然不变，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因而无法产生拉动需求、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面对传统粗放式城镇化发展的弊端，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要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特征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蕴含的不仅是劳动力从迁出地“走出来”的脱离过程，而且是迁移人口对城市生活“走进去”的融入过程。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是解决人的城镇化不断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及非均等化之间的矛盾，唯有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扩大且实现均等化，人的城镇化困境才能够最终摆脱。研究表明，提升以城镇化为依托的教育质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以公共服务为要素构成的城镇化质量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和经济效益就会在当期分别提高0.1205、0.5896个百分点，城市化的人力资本机制在于通过公共服务提供平等的教育培训机会，有效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进而实现经济融合。
        当前，进城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收入低、工作流动性大的从属劳动力市场，难以积累和提升劳动技能和素质，导致社会地位不高。外来人口的身份使农民工无法分享务工城市的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难以突破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平等的教育培训机会能够使农村转移人口更好地转变生产方式，提高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从而打破劳动力市场壁垒、积累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农民工能够通过教育培训增强职业能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并获得社会阶层上升的途径。
        2.公共服务视角下的宏观国家治理重心转移机制
        “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经济收入问题，更是国家治理问题。公共服务破解国家治理陷阱在于推动国家治理重心的转移。
        第一，公共服务构筑制度认同的新基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于高速经济增长为基础的“从有效性中积累合法性”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单纯的经济发展非但不足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甚至可能构成其“合法性困境”的来源之一。因此，国家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再分配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政治公共物品”来提高公众的政治信任。可见，公共服务已成为合法性基础的新来源。中国政府正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其内涵强调平等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使所有人都能够平等获得“社会通行标准”的公共服务是国家必须履行的一项基本职能。由此，破解增长偏好带来的制度认同困境，需要构建新的合法性基础来源，而公共服务正是这一基础新来源的重要内容。
        第二，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地方政府GDP增长速度的考核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激励机制，这使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投资偏好，要扭转这种偏好需要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应调整和匹配。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迅速加快，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在此背景下，只有实现人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才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导致创新驱动困境，因为追求数量而非质量的经济增长，自然不需要创新，靠的是资源投入，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甚至土地资源等等。随着资源逐步稀缺，传统增长模式困境随即显现，此时要实现人口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变，教育、医疗等附加含量就必须上升，即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这关键就是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匹配。投资增长偏好更多指的是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考核驱动，即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向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日益关注为创新而竞争。创新竞争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实现职能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供给，这必然带来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的变化。这一变化从国家治理意义上讲，就是政府主导驱动转向市场主导与政府协同的双轮驱动。
        第三，公共服务是弥补社会公平短板的重要措施。公共服务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它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从 1978 年开始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导向，施政重点放在经济政策上，旨在加速经济发展。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效率优先的政策导向，虽然在经济领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导致了社会公平相对忽视的问题。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公共服务作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可见，国家治理重心已经从以经济发展为主向经济、社会和政治全面发展转变，国家与社会的作用空间实现了均衡。如果用国家治理形态来概括这种变化，那就是从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走向平衡型国家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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