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起源的伦理基础——经济思想史上“李约瑟之谜”的一种解释

    摘 要：18世纪斯密革命开创了现代经济学，而现代经济学起源离不开欧洲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奠定的经济伦理基础。新教伦理构建了“经济人”假设的伦理基础，从魁奈、休谟到斯密逐渐实现了“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却依然在重义轻利、重本轻末的框架下“停滞”，与“经济人”假设大相径庭，于是经济伦理史出现了东西方大分流。这种经济伦理大分流是东西方经济发展差异性导致的。从曼德维尔到斯密的经济思想变迁离不开市场深化下经济伦理转型,而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明清中国表现出对平均和集体的偏好。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构建需要奠定其经济伦理基础，而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继承和创新就是其重要基础。 
    关键词：经济思想；经济伦理；宗教改革；大分流；现代经济学；“李约瑟之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162）；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16CXTD07) ；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DSJCXZ180420）；用友公益基金会资助 
        为何以斯密革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出现于18世纪西方呢？经济伦理是探讨现代经济学起源的最重要视角之一。一方面，西方学者认为新教伦理为现代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斯·韦伯提出，重商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相结合的结果便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更有学者认为宗教改革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也成为现代经济思想的起源。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反思经济思想史上“李约瑟之谜”问题的时候也强调了经济伦理。在18世纪末以后，为什么现代经济科学产生于西方，而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在19世纪中期之后被西方经济科学范式精致证伪？陈焕章指出中国人经济生活停滞的首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是伦理动机强于经济动机，耻于谈论理财。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经济伦理不分，儒家经济伦理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封建社会后期,其“刚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却依然可以现代化转型。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中西经济伦理都有漫长的演进历程。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经济思想的“落后”归结为经济伦理先进与落后，而是需要基于中外比较的视野，更加深入地认识经济伦理与经济学关系，重新认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起源，才可能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奠定基础。
        一

经济学的经济伦理硬核
        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曾在一段时期内有很多争论。学界反思了简单的“道德万能论”“道德无用论”“不道德的经济学”等观点，普遍共识是经济运行有着伦理之维。“无论在远古，还是边缘地区，道德是市场与政府之外第三种调节作用”，甚至一定范围内道德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不同于经济学研究与伦理的关系。不过，道德内生于经济活动这种客观的事实决定了关于某种道德观或基于某种道德的行为假定内生于经济学的事实。经济学“不讲道德”等于否定了人类经济生活本身的道德性。“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在经济生活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类和物质的技术关系，更不是物质和物质的物理关系，所以经济学才有伦理的基础”。“任何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都会潜含着某些价值判断和伦理原则在其中”。所以，经济学不能无视道德,经济学研究离不开道德之维。 
        当然，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两个独立学科，具有不同范式。按照拉卡托斯精制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是科学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具体来讲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包括了最基本的理论构成的“硬核”和辅助性假设构成的“保护带”。经济学虽然离不开“道德” 、价值体系之类的概念, 但它本身不研究道德问题。经济伦理是经济学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了经济学的“硬核”。马克思主义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统一，明确将伦理纳入了经济学的硬核之中。 
        然而，至少从萨伊开始，经济学者就追求经济学的科学化，使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甚至出现了“去伦理化”的倾向。20世纪主流经济学更多关注技术而不是伦理，这有利于强化学科独立性。也就是将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独立出来，避免中世纪思想的诡辩和说教。因为经济学泛道德化不仅有可能让经济学再次被伦理学所吞没，成为各种经济伦理的竞技场，而且蜕化为前科学的经济思想，影响经济学的科学价值与实践价值。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在“去伦理化”中进步的，当代中国经济学界依然需要反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观念应如何界定”。经济学虽然不能超越伦理学而做到价值中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要回到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去。 
        不过，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者没有否定经济学对道德伦理的追求。“不仅在古代,即以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说,尽管早已摆脱了古代伦理范畴对财富获得或使用的枷锁,但伦理因素的影响仍未彻底消灭”。18世纪末，大卫·休谟、威廉·配第等学者都在道德哲学体系下进行经济分析；斯密在强调“同情”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私利”的《国富论》中寻求平衡，提出了“斯密问题”，其经济理论更被认为是一种最真实的道德科学。斯密本人就是一个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正如熊彼特所言，“就亚当·斯密而言,令人感兴趣的实际上不是他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袒,而是这些偏袒无害”。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强调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数学；凯恩斯与剑桥学派学者一样明确提出经济学本质上是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主流经济学内含伦理性质和价值判断。经济学迄今依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道德哲学。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内包含有价值判断。对现代经济学忽视伦理的现象，阿马蒂亚·森则明确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经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也大大削弱了描述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的基础”。 
        经济学不是不关注经济伦理，而是努力处理好道德理性与技术理性关系。一般情况下，经济伦理被作为一种稳定的存在，并在技术分析的时候不予以探讨。市场机制无所谓良心不良心,但市场参与人却涉及伦理。不过，一旦经济伦理有争议，那么技术分析得出的经济学说必然是有限的。经济伦理不影响经济学的技术分析，但是却影响经济学适用范围。经济伦理事实上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前提基础，也就是经济学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的一个部分。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而西方经济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模糊了。经济伦理作为经济学的硬核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规范，就是说经济伦理也是服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这种经济伦理依然是融入了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在对经济决策价值判断时，经济学技术框架是隐蔽了其中的经济伦理，比如“显示性原则”背后是一套“存在即合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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