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起源的伦理基础——经济思想史上“李约瑟之谜”的一种解释

    

    三

经济伦理史上的大分流
        现代经济学的兴起是依赖于经济伦理的起源，尤其是西方宗教伦理基础。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与西方经济伦理变迁的差异或许可以解释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需要反思“欧洲中心论”，其错误地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伦理学的关联性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落后性的标志，甚至将儒家伦理的形象不断地进行“矮化”和“妖魔化”。在古代，中西方经济思想都呈现零散的状态，经济学还没有从传统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混合的学科体系中独立出来。审视近代中外经济伦理差异，就可以发现一种分流。 
        （一）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特征与变迁 
        义利观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的核心，构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伦理基础。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呈现出多样化，包括了对“自私”“私产”“营利”的肯定。但是，汉唐之后，“讳言财利”和“重义轻利”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经济伦理。这导致经济行为和经济思考缺乏伦理基础。“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成为主流。正如何启、胡礼垣所言，关注经济活动的人“莫不名之为聚敛，斥之曰奸臣”，于是人们“反以理财为迂，以言利为耻”。另一方面以国家为本位，导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停留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缺乏对个体经济行为的观察，“打上深深的财政烙印,把财政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的重点,就限制了人们对经济问题作更深入的考察”。这尽管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有限繁荣，但压抑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活力，深刻影响着宋明之后中国经济思想范式的变迁。 
        明清之际出现了鲜明的反传统倾向。不过，少数反正统的经济伦理观念仅仅是漫长历史中的少数闪光点而已。中国经济思想仍然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观念依然被道德批判而不被从学理上理解。黄宗羲按照自然原则，提出“有生之初，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甚至认为君王的自私自利妨碍了人民的自私自利。但是他依然认为自私自利不能兴公利除公害，需要君王以及出仕的人，而不是非人格化的机制。顾炎武说“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却没有说清楚机制。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私利即公益”的现代经济学内核。 
        （二）中外经济思想交流中的非对称性 
        明清时期，中西方经济伦理也存在交流。一方面，中国经济伦理影响了西方。西方对中国经济思想范式采取了积极接纳的态度，普遍存在着“中国热”，把中国作为欧洲变革的参照系。大量传教士到中国收集有关资料，而且著名学者积极向中国学习。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思想从中国古代学说中寻找相同或相似的先行思想资料，而且“对于那些在中西双方的各自学说中均能找到其先行资料的思想内涵，就重农学派自身而言，似乎更倚重于来自中国的资料”。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魁奈的循环思想和《经济表》集中体现了中国曾对西方经济思想产生过勿庸置疑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学习西方思想上则呈现出封闭保守的倾向。“闭关锁国”不仅仅是在经济贸易上，而且是对外来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排斥。即使明清耶稣会代表的传教士也影响着中国，但他们倾向于走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协调的道路，并借助先秦儒学的一些话语来证明天主教经济伦理的合理性，没有在“经济人”假设这个问题上取得一种范式变革。16—18世纪中西方经济思想交流这种不对称现象，就已经预示着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的不同发展路径。 
        经济伦理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尚待进一步考察，因为中国古代存在“道德功利主义”特点，即“在形式上把道德抬到无以复加的至上地位、当作目的，在实践中却把道德由目的异化为达致个人功利目的的手段；以个人功利作为驱动人们实践道德的动力,并以此作为道德的维持手段”。但是，这种观念对于经济学分析却具有更大的冲击。只有突破传统义利观的局限性，为现代经济形式尤其是“为资本活动方式或资本的利益”寻求工具价值和伦理合理性，才能实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四

经济伦理变迁的解释
        为什么欧洲在18世纪有一个经济伦理的转向呢？这可以从多个角度予以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宗教改革导致“自利”（Self-interest）不再等于“邪恶”（Vicious），正好给经济学提供了保护和支持。“看不见的手”首先在哲学伦理学中突破，然后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看不见的手”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秩序。甚至有学者认为，斯密讲“看不见的手”的本意是指“神”或“造物主”的作用。第二种解释是经济思想范式。东西方经济伦理分野的过程也离不开西方经济思想范式的变迁，尤其是强调历史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熊彼特认为历史、统计学、经济理论这三个分析要素构成了“科学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起源时期，无论重商主义还是重农学派，以及威廉·配第等代表人物，都越来越重视经济史的研究，并以统计数据来论证其观点。这种研究范式有利于打破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而从实际经济发展变迁的各个具体问题中去理解经济规律。这种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摆脱了宗教意识形态困境。宗教改革远早于斯密革命，为何现代经济学会在18世纪有如此大的转变呢？经济伦理变革并非现代经济学起源的充分条件。基于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伦理就是对经济生产方式的直接反映，经济生产方式变迁对人类经济伦理的冲击，最终也会反映到经济思想上。经济思想需要适应特定经济方式相应的经济伦理。经济发展、经济伦理与经济思想三者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现代经济学起源需要理顺经济史上现实经济对于经济伦理的冲击。近世东西方经济大分流是经济伦理大分流的解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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