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起源的伦理基础——经济思想史上“李约瑟之谜”的一种解释

    
        （一）从曼德维尔到亚当·斯密 
        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都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最核心的“私利即公益”理念，相隔不过半个世纪，但是曼德维尔被当时思想界普遍批评,斯密却得到了社会认可。原因就在于曼德维尔没有说清楚“私利即公益”的具体机制，只是指出是自发生成。休谟虽然有所涉及，但是却理解为简单的交换。斯密则用“看不见的手”予以了描述式回答，这个机制就是市场。 “私利即公益”的实现方式不是抢劫、偷盗等暴力方式，也不是按照等级和权力取得资源，更不是霍布斯等诉求的政府管制，而是基于私有财产权的市场机制。正如斯密所阐述的，如果资源按照市场分配，那么自私当然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是如果资源按照权力分配，那么自私则阻碍社会的进步。市场进步的结果让社会理解并接受了“经济人”。 
        让社会接受“私利即公益”是市场深化的结果。就经济史而言，这离不开欧洲的商业革命和消费革命代表的欧洲市场深化。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人实际消费能力提高，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花样繁多的诱导消费的销售手段，咖啡馆、剧院等各式消费场所和商业化休闲产业激增。“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就是对刚兴起的市场经济的呐喊。近两百年来经济学的发展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市场经济的深化研究，所以斯密被尊为现代经济学鼻祖。 
        经济史变迁对经济伦理的影响还反映在政治经济学各个方面。比如人口问题上的马尔萨斯陷阱问题。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富人死亡时存活子女是穷人的1.8倍，生育率跟财富水平高度正相关：越有钱的夫妻，子女数量越多。到18世纪末，基本情况仍然是越富有的家庭子女越多，只是每家的子女数量都有所下降，并且各财富阶层间的孩子数量差距明显缩小。工业革命到来之后直到1880年，子女数量跟财富水平关系基本不明显。从1880年到1980年的100年间，越穷的英国人，子女数量越多。这完全改变了工业革命之前“适者生存”“有钱者生存”的规律，出现了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革命。结合经济思想史可以看到，只有当大多数富人生的孩子比穷人少，人口增加才会导致社会伦理问题，进而促成经济学的变迁——马尔萨斯人口论。类似的，明清时期新大陆作物传入中国后，食物供给增长也促使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从而蕴生了洪亮吉新人口思想。洪亮吉不仅与马尔萨斯一样悲观看待人口增长，还相似地提出“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这说明社会经济史变迁与经济伦理变迁具有一致性。 
        （二）高水平均衡陷阱下的明清经济伦理 
        中国经济伦理至少应追溯到先秦，但是明清时期才是东西方经济伦理出现差异的时代。重农轻商和平均主义代表的经济伦理在明清得到强化。原因也许就在于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压力下高水平均衡陷阱或马尔萨斯陷阱。宋代之后中国人均GDP整体呈现下降趋势。18世纪相对伦敦更穷的牛津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也是北京的2.5至3倍，1820年代荷兰人均GDP是中国最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86倍。这种大分流在19世纪不断扩大。人口增长要求更多的资源满足人们的生存，这就构成了一种基于生存的零和博弈。因为对于食物分配的争夺，在生存压力下更加突出。平均主义和反对竞争的合作契约，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交换固然可以带来福利，但是任何非食物的财富都在生存压力下变得十分渺小。这不仅导致经济思想上，按照“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丝麻”的逻辑趋向重农轻商，而且更强调集体主义的生存权。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经济伦理盛行，自私受到批评；伦理成了物质紧缺的实体经济下维护经济体制运行的重要支撑。 
        在此仅以平均主义经济伦理为例说明近世经济思想的变迁。在财产权上，平均主义导致了问题出现。在家庭财产分配上，诸子析产成为必然，这不利于资本集中和规模经营。在土地制度变革中，“耕者有其田”思想盛行，农民对于土地产权平均的诉求，胜过了对于农业生产率提高的诉求。在高水平均衡陷阱下，农业技术进步的收益都被人口增长消耗了。在分配上，平均分配成为主流，“吃大锅饭”，社会救济占了很大比重，于是激励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在交换上，商业因为不稳定和收入不均，从而被抑制。众多人的贫穷被认为比少数人的富裕更符合经济伦理。甚至于为了生存不仅反对自利，还强化政府维稳，反对竞争，防止风险，走上了扶持自耕农、减租减息等自然经济模式，甚至进一步闭关锁国，降低风险。孙中山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这种民本思想集中体现了基于生存经济伦理的经济思想。 
        中国反对自利的经济伦理是与“经济人”假设大相径庭的。市场经济需要每个市场主体明确自己的偏好，真实表达自己的偏好，而“经济人”假设就是符合这个趋势的。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伦理是与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伦理偏向平均和集体的观念背道而驰的。是否认同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不仅是经济思想大分流的起源，也是经济政策差异的关键。 
        当然，明清以来在高水平均衡陷阱下，虽然倾向于否定自利，却肯定了生存权。作为基于生存压力下的经济伦理，民生也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支撑点，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民生主义、“为人民服务”、“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理念具有民生伦理的内在相通性。其次，经济伦理会影响经济思想的变迁。民生经济理论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在近代的转型，民生伦理促进了传统重农思想的转型。传统重农思想一般主要强调种植业，但是，清代人口暴涨，对食物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政府不得不寻求“经久优裕之法”，尤其是提倡播种经济性作物。乾隆皇帝提出“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亟讲”，并按照《周礼》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为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所以，经济作物成为政府农政重点，甚至棉业对清代经济发展起到了“革命性”作用。“富民生”奠定了发展经济的伦理动因和价值目标。正是这种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变迁使得中国20世纪多次进行制度选择，包括“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业救国、大推进等。这也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伦理基础。 
        综上，经济发展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固然显著，不过不可忽视的是经济伦理正是理解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重要线索。宗教改革背景下西方经济伦理的变迁是理解现代经济学起源的关键线索。当然，经济伦理变迁本身也受到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不是只有基于宗教伦理才能创造现代经济。基于对韦伯命题的反思，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现代经济学虽然与宗教改革相关，却并非必要条件。经济伦理并不等同于宗教伦理。同时，按照科学哲学理论，现代经济学一旦成为一门常规科学，那么就必然会摆脱传统宗教伦理的直接影响。现代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中国思维”——“主体利得合理论”和“社会利益分配均平论”，依此可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也可以从中国经济伦理出发。西方经济学主要以“经济人”假设构成了一套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利己性和利他性。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途径不在于简单地去传统伦理，也不是一味模仿外国，而是应该奠定一个基于国情的伦理基础，尤其应该从传统经济伦理中寻找具有生机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提供了重塑超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伦理道德基础的文化本源”。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应基于传统中国经济伦理，这也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可忽视经济伦理的基础，尤其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经济伦理。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企业史研究所副所长）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