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起源的伦理基础——经济思想史上“李约瑟之谜”的一种解释

    

    二

现代经济学的伦理起源
        经济伦理有力解释了经济思想史上现代经济科学的起源。在古代，中西方经济思想都处于零散状态，经济思想处于经济伦理的笼罩下，道德伦理被认为是引导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比如亚里士多德提出“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批评高利贷是“反自然”的致富之道。这与中国古代义利观颇多相通之处：经济从属于伦理。不过，中西方经济伦理出现不同变迁路径。“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可以作为考察经济学起源与经济伦理的微观案例。在现代经济学框架下，“经济人”是一种假设或公理，即“经济人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作出理性的最大化计算,而价值、信仰、道德和情感则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框架之外”。现代经济学逐步将其理论建立在了“经济人”假设上。从经济伦理视角来看，“经济人”也是一种经济伦理假设，构成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伦理基础，因为“它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市场体制之下驱动人的行为的动机和经济活动为什么应遵循一定的伦理规则这一根本性问题”：“经济人”假设具体包括了四个基本命题。第一是私人财产的合理性；第二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合理性；第三是个人行为具有理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第四是看不见的手，实现“私利即公益”。从这个假设的形成历程可以看出西方经济伦理的变迁路径。 
        （一）宗教伦理 
        中世纪后，西方宗教是比经济学、世俗道德等更高的一种学问，也是最主要的经济伦理。西方经济学兴起的渊源就离不开宗教经济伦理变迁。“早期教父、13世纪经院哲学家以及中古末期神学家的观点就不尽相同”，由于有《圣经》及教父们的规定或界说为典,教会对于经济问题所持的立场只能是通过阐释或变通早期教父的学说而表现出来。对于私人财产的合理性，《圣经》明确要求尊重他人的财产和所有权，“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过基督教对追求个人自利是仇视的，认为“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其主张集中体现在反对高利贷上。中世纪经院神学家则为商业经济发展予以伦理松绑。经院学派代表阿奎那虽然坚持道德法就是自然法，是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准，但是肯定私有权和地役权“是人类的理性为了人类的生活而采用的办法”，并且认为“一个人用他从商业中获得的适当利润来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帮助穷人”就不应该被谴责，考虑到风险问题可以理解贷款收息。事实上，阿奎那强调了私人财产权，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追求私人利益的合理性。经院神学家为商业利润合法性提供了种种“例外”，表明中古中后期的教会伦理逐渐减少了对商业发展的思想束缚，形成了世俗法律和教会法律并存的局面。典型例子就是商人的悔悟与退赔在1330年后公证文书与遗嘱中几乎不再能见到。但是，“看不见的手”才是“经济人”假说中的核心命题，依然没有得到社会认同。 
        （二）启蒙运动 
        现代经济学的兴起早于启蒙时代，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威廉·配第反对宗教迫害和争斗，提倡宗教宽容，认为宗教应服从政治生活和世俗权利的要求。不过启蒙运动才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启蒙思想家提出取代上帝的理性人——人有能力认识并运用社会规律去设计、建立天堂般完美的社会制度。这种理性人的想法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具有深刻影响。早期启蒙思想反映了西欧封建社会瓦解和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甚至直接成为早期经济思想。因为启蒙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将商业自利的合理性，肯定了自利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将中国人本主义的伦理作为反对神权的武器，构建了基于人性的自己的道德哲学代表的经济伦理。自然法则被启蒙思想家作为替代神的存在，而中国的经济伦理则被认为就是一种自然神论。伏尔泰就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魁奈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斯密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的思想受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者自然法则（natural law）思想家弗兰西斯·哈奇森等人的影响。中国人对人性的关怀事实上是对宗教神权的否定，强调人的世俗的伦理。所以说，“哲学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那么自然法则在经济伦理上，就是逐渐用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的宗教”代替启示的宗教。中国经济伦理在西方经济伦理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从“私恶为害”到“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是英国启蒙运动中确立起来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持有“私恶为害”的观念，认为“人的自私自利将导致全面追逐权力和统治地位，由此导致持续的冲突和战争”，所以对放任的个人主义持悲观的态度，选择强权政府。霍布斯认为人性善或仁爱论的说教没有普遍性和坚实的现实基础。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其实都是自私、利己本性的表现。显然，人性自利成为共识性假设，那么自利始终是“恶”的吗？曼德维尔明确提出“无论是人类的恶德还是大自然中的罪恶,才是使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重大根源,才是一切贸易及各行各业的坚实基础、生命与依托”。同时，个人追求利益的“恶德”转化为社会公利需要政府适当地发挥作用，即帮助人们发展出一种能释放出公民所有生产性能量的制度结构，例如“使财产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让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优惠，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违反法律，但允许个人自由思考”。显然，曼德维尔已经在人性自私、自私不再是恶这一假设基础上，尝试寻求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前提下的社会公益。曼德维尔关心的是自发生成的制度，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制度，启发了自由主义秩序观念。但是，曼德维尔没有提出“私利即公益”的机制，最终也寻求了政府的作用。 
        休谟认为“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而一个人的利己心和其他人的利己心既是自然的相反的,所以这些各自的计较利害的情感就不得不调整得符合于某种行为体系。因此，这个包含着各个人利益的体系，对公众自然是有利的”。这种行为体系也就是实现“私利即公益”的机制。休谟对这个体系的描绘是相互的服务，即一种匿名的重复博弈。“我就学会了对别人进行服务，虽然我对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好意；因为我意料到，他会报答我的服务，以期得到同样的另一次的服务，并且也为了同我或同其他人维持同样的互助的往来关系。” 
        斯密将这种机制描绘成“看不见的手”。斯密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他这样做，“是恰当和正确的”。“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于是自私的动机通过市场竞争，沟通了私利与公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和整个社会的协调一致的结果。“看不见的手”所蕴含的伦理取向为市场经济制度给予了伦理论证。“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同时出现也表明了经济学伦理基础的奠定。 
        经济伦理是经济思想现代化的一个前提基础。宗教伦理改革和启蒙运动才有了经济伦理思想的解放，促成了现代经济学起源的基本假设前提。“经济人”假设事实上就是一种经济伦理假设。回顾经济思想史，现代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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