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银行与人的存在方式：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

摘   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的考察，揭示出了马克思在交往异化逻辑和生产关系逻辑两个层面对银行或银行业的基本理解及其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关系，即银行作为货币、信用的完成，是交往异化的完成形态；以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为基础的银行，表征着生产关系的最高颠倒。希法亭基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现代关系而构建的金融资本概念，进一步揭示了银行的现代本质及其对人的存在的抽象统治。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史的分析，货币、信用与银行的辩证关系，可以被视为理解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即现代社会存在方式的自我否定和变革的思想线索。 关键词：银行；人的存在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金融资本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人的存在方式研究”（18ZXC007）；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项目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银行或银行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也是一个哲学批判的范畴。就经济学范畴而言，马克思将其称为“政治经济的最高法院”和“货币实体的高贵花冠”，是货币的完成形态，也是信用制度的完成形式。就其是哲学批判范畴而言，马克思通过考察银行或银行业的本质、功能及其存在形式，从而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在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中，银行作为这一逻辑线条的终端，高度融合了经济学和哲学批判的双重维度。通过考察这一融合，我们发现马克思对银行的批判性研究是以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和解放为尺度的。简要说来，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是在交往异化逻辑中展开对银行的批判性理解的，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3卷中，是站在生产关系的高度，通过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等关键概念，揭露了现代银行的真实本质及其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最高颠倒。可以说，这一思想线索对于理解现代金融资本理论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银行作为货币、信用的完成：交往异化的完成形态 按照卢森贝的见解，即“马克思关于国家依存银行制度成为‘政治经济最高法院’的言论，乃是经济方面和法与国家方面同时研究的结果”。从马克思思想的进展来看，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马克思早期对法与国家的研究有如下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这一物质的生活关系是什么？显然，它不是指货币这样的金属实物，而是指市民社会，是现实社会中的物质生产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异化的交往关系。卢森贝所指的马克思从经济学方面进行的研究，具体而言是指他早期对穆勒经济学著作的批判性研究，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穆勒评注”关于货币、信用和银行的评论部分。笔者曾以“论货币与人的存在方式”“论信用与人的存在方式”为题展开对马克思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分析，试图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建构这一部分的主题与《资本论》相关思想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货币、信用与银行作为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概念，贯穿于《资本论》整个三卷的思想布展之中。 深入“穆勒评注”的具体阐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是在交往异化的逻辑中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交往异化的逻辑区别于自我异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自我异化逻辑则是单个主体自我推动和创造的逻辑。在交往异化逻辑的观照下，便会真切领会马克思对货币、信用与银行的内在关系的理解，以及银行作为货币、信用的完成形态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性意义。这是卢森贝的视野所不及的。其实，在交往异化逻辑中考察这三者的关系，也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时经常忽视的一个核心议题。 具体而言，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论述银行或银行业的笔墨并不多，但其思想逻辑是清晰的，那就是在货币、信用和银行的辩证关系中，在交往异化的逻辑中展开批判性分析。其中，银行作为货币和信用的完成是他的核心观点。他说：“信用业最终在银行业中完成。银行家所建立的银行在国家中的统治，财产在银行家——国家的国民经济学的阿雷奥帕格——手中的集中，可以称得上是货币的完成。”马克思在这里给出了两个判断：其一，在经济运动进程中，信用业必然发展到银行业阶段，这意味着银行业是信用业充分展开自身、完善自身的必然领地；其二，银行也是货币的完成，货币作为交换的中介，它的社会本质即所承载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将必然扬弃其金属实体的属性，借以信用业的发展，在银行业中完全实现自身。正如后来的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所显示的那样，其实体属性被扬弃，而其社会本质以银行业的存在为现实表现。可以说，这两个判断现今仍为我们理解银行的内在本质提供了历史坐标和理论基础。 其实，上述两个判断是同一个判断，即从货币到信用、再到银行是一个过程，银行作为货币和信用的完成只是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环节。“货币越是抽象，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自然关系，它越是更多地作为人的产品同时又作为人的非产品出现，它的存在要素越不是天然生长的而是人制造的……那么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自身存在就越是适合于货币的本质。因此，纸币和许多纸的货币代表（像汇票、支票、借据等）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较为完善的存在，是货币的进步发展中必要的因素。”这里要表明的是，货币的抽象化，即从它与其他商品的自然关系中、从其自然实体属性中抽离出来，从而作为人之经济活动的符号化表达，是货币本质的逻辑展开。其现实的进一步表现就是，货币脱离它的金属形式，发展到纸币及以信用为社会基础的汇票、支票和借据等阶段。在这个意义上，信用是货币本质展开自身的现实表现，而货币又构成了信用的实在内容。由此，进一步根据马克思的如下认识，即信用业作为银行业的初步形式，同时银行业作为信用业的完善表现，我们便可以大致勾划出货币——信用——银行的辩证关系。 在这一辩证关系中，马克思基于人的存在方式而对银行业的批判也可以进一步被揭示出来。在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这里的交换和贸易是指市民社会中的人们通过各自的产品相互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与国民经济学以这些中介活动来探讨积极实现着人的本质和社会联系相反，马克思却通过这些中介活动发现了人们相互间的异化交往状态。其一，货币的本质在于交换的中介，它使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成为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了货币的属性。“由于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所以，很清楚，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因此，这个中介越富有，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中介相脱离的人也就越贫穷。”由此可知，货币作为私有财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所代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抽象存在，是扬弃了自然存在的社会存在。其二，作为货币的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纸币及其诸种代表，如汇票、支票和借据等，它们以信用业为基础，又进一步发展了信用业。显然，货币作为人的异己的中介这一本性，直接决定了我们考察信用业的基本逻辑，即交往异化的逻辑。马克思认为：“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中介，但是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信贷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处于更深层的异化状态中，不是货币成为交换的中介，而是人自身代替了货币成为这一中介。 上述批判击穿了国民经济学对人的高度承认的假象，货币也好，信贷也好，在看似人与人的信任关系下，其实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以货币和信用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银行或银行业，在表现人的交往异化方面更是如此，或者说它作为“政治经济的最高法院”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处于完全异化之中。“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迷惑于这一假象的圣西门主义者更是把银行业看作是他们扬弃这一异化的理想，在那里，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都被扬弃了，从而人摆脱对物、资本的依赖，开始向自身复归。在交往异化的逻辑中，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业理想显然是与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相悖的，他们对信用和银行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做了过高的估计，产生了天真的幻想。 不过，圣西门主义者以“天才的推测”（列宁语）预见了银行在未来社会组织中的作用，无疑也是一种创见，是对当时出现的新社会事物的概念把握。正如圣西门所言：“产业借银行的建立而组织起来：银行把一切产业部门都联系起来，并使产业资本这样或那样用于政治方面。”后来的社会历史实践表明，他的见解是具有预见性的。马克思虽然在此以人的本真存在方式为尺度批判了圣西门主义者的幻想和错误理解，但在《资本论》第3卷阐述银行理论时，或者说随着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银行在社会经济组织及其变革进程中的消极和积极方面都同时被把握到了。事实上，即使马克思在后来的研究中对银行也采取一种批判态度，但那也是站在生产关系的高度，立足于资本逻辑的层面所做的批判，这与他早期基于交往异化逻辑的批判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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