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银行与人的存在方式：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

二、生息资本、虚拟资本与银行：生产关系的最高颠倒 “穆勒评注”时期的马克思从交往异化的逻辑对货币、信用和银行做了理论批判，其批判的尺度和根据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与国民经济学从实现着的人的积极本质去理解这一交换活动不同，马克思采取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批判视角。在此后的数十年间，马克思并没有专门对银行或银行业做更多的研究，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才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高度再次研究银行问题。 可以说，马克思重新回到银行这一议题，既是《资本论》逻辑展开的必然，也是他直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理由在于：一方面，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事实上是沿袭了货币——信用——银行这一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来展开银行业批判的。这可以从他集中研究银行问题的两处论述中看出，一处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的开头部分，即对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的批判；另一处是《资本论》第3卷在第五篇论述完信用后，在续篇论述了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以及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等问题。恩格斯把马克思对银行问题的论述安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下篇部分，是符合马克思把银行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法院”这一逻辑的。可以说，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展开的终端。另一方面，银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的“集成者”，是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终端的现实基础，所以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回到银行这一议题上来。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达里蒙在《论银行改革》中对银行的这种错误认识：“这证明了，一个按照现行原则组织起来的，即建立在金银的统治地位上的银行，正是在公众最需要它服务的时候，逃避为公众服务”。在这里，作为蒲鲁东主义者的达里蒙对银行的本质和功能产生了幻象，他认为银行可以遵循民众的主观意愿而不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并提出要废除作为银行业基础的金银的不正当经济权力，发行“劳动时间货币”，从而真实地反映人们所付出的现实的劳动时间。此外，他们试图建立新的银行组织，不仅要废除金属基础，还要创造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并以此为前提改造社会基础。在蒲鲁东那里，这种新的银行组织是国民银行，“蒲鲁东原来是要把它叫做交换银行的……原先考虑交换银行不是以货币基础为根据，相反地，交换银行的任务正是要消灭货币；而国民银行则必须具备货币基础。”其实，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批判达里蒙，也批判了蒲鲁东。其批判的核心要义在于，银行作为以金属货币为基础的经济组织，能否在不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的前提下，通过改变货币流通来实现社会基础的变革，即银行对货币拥有权力的条件界限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必须要对从产品中产生了货币，货币又向资本转化的历史进行论述”。显然，如果没有对货币向资本转化历史的探讨，那么货币流通与信贷之间的关系就无法被科学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主义者试图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就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或社会基础的想法无疑是天真的、浪漫的。 经由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后，特别是在研究了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便对现代银行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的开篇，即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的第29章“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他区分了货币资本和生息资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从而在后者的意义上，明确了银行资本所包含的两个部分，一是现金：金或银行券；二是有价证券：商业证券（汇票）和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和股票等。无论这些银行资本来自何处，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是生息资本的表现形式。通过借助并经营信用，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就作为银行业务的一个特殊职能而发展起来。在这里，银行作为货币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而出现，“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于此，银行的利润就表现为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生息资本以信用制度为基础通过银行这一中介成为一种神秘性力量。 银行家的这种固定观念意味着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使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变得神秘起来，而且遮蔽了资本增殖的根本原因即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这一事实。一方面，就生息资本而言，货币的回流和贷出，在外观上被看作是银行和借入者、贷出者之间的一种符合法律交易手续的活动，中间发生的一切活动都消失殆尽。G-G’取代了G-W-G’，商品生产的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在银行家的固定观念中被完全取消了。“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生息形态，资本的这样一种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把生息资本看作是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而银行或银行业就是这一生产关系的现实化表现。由此可见，在资本逻辑中，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终端环节、终极形态是借助于银行来完成的，这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外化自身、实现自身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生息资本作为一切生产关系颠倒错乱形式的根源，在形式上为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歪曲事实的辩护，因为它把劳动力也看成是生息资本，而忘却了它作为资本增殖的源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资本家们思考方式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 与上述生息资本作为没有概念的资本形式相应的是，银行或银行业所经营的是信用本身，银行券的诸种形式只是银行借以流通的信用符号。经由银行所提供的信用，各种流通的汇票、支票和证券成为银行的虚拟资本，成为银行用来获得利息的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虚拟资本一方面依赖于银行的信用，另一方面又成为银行的货币资本。“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马克思认为，这意味着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在这里也完全是虚拟的，不以它们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不过，这些虚拟的银行家资本，主要是代表公众存入银行的资本，而大部分并不代表银行家的自有资本。由此，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所掌握的这些“货币资本”会增加数倍，以至变成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这些货币资本与它的现实价格和现实要素愈发分离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资本便慢慢形成自己独特的运动形式，制约着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和发展。 于此，马克思进一步回应了达里蒙和蒲鲁东主义者对银行的错误理解，即虚拟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颠倒形式，掩盖了人们真实的社会关系，人们不能随着主观愿意进而消除金属货币，或改变货币的形式（劳动货币），并通过银行就能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相反，银行在由货币发展至虚拟资本的过程中，本身是受制于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运动规律的。尽管如此，马克思对这些借助于虚拟资本、用“他人的钱”进行欺诈和投机式欺骗的行为，以及银行对其他产业资本的剥削行为进行了猛烈批评。由此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基于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而对银行作出的理解，远远超越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达到了生产关系的高度，并以此为观照，在资本逻辑层面揭示了银行的内在本质和经济功能。他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处所揭示的银行业态，“使人倾向于相信马克思同意以下判断：由于严重背离了（如果不是一种有害的赋税的话）实际的财富和价值生产，货币资本的寄生性赘生物和金融体系内表现出的颠倒错乱的程度应该受到自我谴责。”由此，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批判的双重视域中，把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尺度贯穿在对银行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之中。这一点也直接影响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关于银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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