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银行与人的存在方式：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

三、银行与金融资本：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如果说马克思从交往异化逻辑到生产关系逻辑考察银行或银行业是对古典经济学和蒲鲁东主义者的超越的话，那么希法亭在金融资本这一现实历史的高度研究银行业则是对马克思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具体对资本的存在形式做划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没有展开这一工作，到了《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开始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资本为前提探讨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中产业资本中的生产资本是资本逻辑展开的基础。《资本论》第2卷对资本流通过程的考察则以产业资本中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者的辩证运动为对象，在产业资本形式的视域上有所拓展。到了《资本论》第3卷则是全面的展现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包括银行资本在内的诸资本形式及其关系。可以说，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各种主要资本形式及其逻辑关系的钥匙。伴随着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历史变化，希法亭在马克思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了“金融资本”概念，由此准确地把握到了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现实关系，从而在概念的高度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上述资本形式的关系发生了明显且本质的变化，其中产业资本开始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资本。这意味着产业资本中的剩余部分不再由它自己支配，只有通过银行，即与它相对立的资本形式才能获得支配。同时，银行资本也不得不把自身的剩余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从而获取更多利润。在希法亭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由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资本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由此可见，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发展的产物，是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表现。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的本质要义在于，它的支配权或所有权归银行，而使用权由产业资本占有。此时，货币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被产业资本家消费了，因为他们具有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只不过，这些产业资本受银行资本的制约，需要把一部分的利润转移到银行资本上，因为后者对前者所使用的货币资本具有所有权。当银行对这种货币资本越来越具有支配权时，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和控制产业的资本所有者便越来越合二为一。这两者的高度联合使得商业资本严重衰弱，而金融资本借助于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达到了它的权力顶峰。 在金融资本的逻辑下，“银行的权力增大，它们变成了产业的创立者以及最后变成产业的统治者。……黑格尔派会说这是否定之否定：银行资本是对高利贷资本的否定，而银行资本自身又被金融资本所否定。后者是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综合；在一个无限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它占有社会生产的成果。”这里的意思表明，银行资本被金融资本所扬弃，一方面银行资本被保存在金融资本中，并作为金融资本的实体性内容，对产业利润进行实质性的占有和掠夺，实际上是它对整个社会生产成果的最高统治；另一方面，银行与产业的对立形式被克服，银行开始不再作为单独的资本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其表现便是银行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分离被金融资本扬弃，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财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希法亭看来，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必然要求总卡特尔的建立和中央银行的形成这两股趋势合二为一，而银行作为金融资本联合所有资本形式的中介，通过自身的权力，赋予金融资本以银行资本的形式，即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银行对金融资本的这一操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两个变革：一是产业资本内部，各个领域的界限被冲破，各生产部门被进一步联合起来，社会分工不断减少，但企业内部的技术分工则愈加发展；二是资本表现为掌控社会生活过程的统一力量，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表现为被一种抽象力量所统治，越来越表现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所有制关系的问题，获得了它的最清楚、最无疑义和最尖锐的表现”。 以上论述表明，银行和金融资本的复杂关系可以被概述为：金融资本作为对银行资本的否定，它扬弃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分离，是银行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获得了更高级、也是更抽象的形式，即金融资本；反过来说，银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权力无可替代且愈发强势，金融资本成为它君临整个社会生活的利剑和法宝。在这里，商业资本、产业资本越来越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它们的独立性被越来越消灭掉，进而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具有直接关系的一切可感觉的资本形式被抽象化为一种不可被感觉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统治获得了它最高级的表现形式。银行由私有财产运动的产物和中介，一跃而成为了私有财产运动的统治者。其中一个特别关键的环节是，银行对证券交易所的掌控。“在交易所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其纯粹的形式上表现为收益证书；剥削关系，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令人不解的转化为收益证书。所有制不再表现某种一定的生产关系……任何财产的价值似乎都是由收益的价值决定的，是一种纯粹量的关系。数就是一切，物什么也不是。只有数才是现实的东西，而因为现实的东西不是数。”可以说，希法亭对银行以数字的方式完成它的神秘化统治无疑是一种洞见。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最初的物与物的关系，发展到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不可见之物对可见之物的“胜利”，是资本迈向形而上学王座的当代表现。这意味着资本对人的统治隐藏在了数背后，不过以数为抽象形式的统治在根本还是对人的统治，也是对人的劳动力的统治。 显然，希法亭关于银行和金融资本关系的理解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对银行或银行业的阐述。这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理论反映，因而是具有解释力的。后来熊彼特在论及希法亭时，也是以他关于银行理论的创见为根据的。他说：“我们在这里提到他，主要是因为他写出了新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一本最著名的著作，即《金融资本论》（1910年版）。……这本书的中心命题（即银行倾向于取得对整个工业的控制，并把后者组织到垄断性的康采恩里边去，这种康采恩会给资本主义带来日益增大的稳定性），虽然只是根据德国某一个阶段的情况草率作出的概括，却是很有趣也很有首创性的，并且对列宁也有某些影响。”在此，熊彼特尽管对马克思主义者抱有天然的偏见，但却充分认识到希法亭在银行的理论领域所做的贡献，即银行对工业的控制及其金融资本理论的创建。不过，熊彼特指出了传统的典型经济学家在理解货币、信用和银行的关系时存在的误区，即他们认为信用与银行的存在无关，不用通过银行就可以理解信用，因为银行只不过是公众的代理人、中间人，代表公众实际贷放货币，其存在仅仅是出于分工的需要。与此相反，他认为银行通过发行钞票，创造了“实物资本”，“事实上，与其说是银行贷放委托给他们的存款，不如说是银行‘创造信用’，即银行通过贷放资金而创造存款。”我们无意在此对他的这一见解做评论，但它不免又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当初对圣西门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批判。     结语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只是令当时的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发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遭遇如此强大的压制和变形，这种压制是一种结构性的，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具有一致性。货币、信用和银行作为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形式，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就是私有财产的当代运动形式。无论是交往异化逻辑，还是在生产关系逻辑，甚或在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中，人的存在方式定当会以社会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银行作为这些逻辑终端的实存表征，是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自然过程的结果，同时也内含着人的存在方式即社会存在方式的自我否定和变革。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