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活动人性假设的致思理路及对现实领导行为的哲学反思

    (二)对人自身认识的复杂性与领导行为的现实性：领导活动的核心
    领导活动成功与否取决于“认识你自己”这一哲学命题，这里的“自己”指领导活动各方。人是世界上唯一能认识自我的存在物，“认识自我是人的自我意识的集中表现，并突出地表明人是一种自觉自为的存在物”[8]。人在自我意识中将人与世界把握为“关系”性的存在，又把世界(包括人自身)视作“对象”性的存在，以此进行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性”活动，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现实。表现在领导活动中，就是既要探索外部世界客观规律，又要认识自我的“本性”，包括领导活动各方个性心理，使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相统一，最终实现领导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及他人是统一的，是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可见，“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想洞察自然的秘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把握实在并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就必须把我们反省的要求付诸实现”[9]，也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人类自身的矛盾性使人类自己成为最难认识的对象，尤其是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认识。“人是理性的动物，但在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又充满着非理性的因素，并常常非理性地对待和运用自己的理性；人是最有智慧的动物，但人又常常作出最愚蠢的事；人是最有创造性的，但人的创造总是伴随着破坏，人还会利用创造的成果进行破坏；人是有道德的，但最不道德的也是人，而被有些人视为道德的，恰恰是不道德的，反之亦然，如此等等”[10]。战争、生态恶化等都源于一些领导者自我意识偏颇，反祸及人类和领导者自身。
    (三)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人的解放：走出权力与人性的悖论
    人类存在的矛盾性使得人类存在的“意义”成为人类追寻的最大问题，这在领导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总统职位是内心充满自信的领袖的杰出舞台，所有伟大的总统都是那个时代思想的领导者，没有领袖的先见之明，我们都将面临困境和迷失方向。其他生命存在仅仅是无意识的生命适应活动的“生存”，而人的生命存在除此之外还体现为根据自己意志进行生命创造活动的“生活”。领导活动就是这样一种人们以文化存在方式把握世界，将自己意志转化为现实领导行为，以宗教、艺术、伦理、科学等形式来改变生存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不仅满足人类基本需要，而且还使人类生活远远超出一般的生存意义而绚丽多彩，人类存在的意义得到更生动实现，人的本质得以确证。杰出领导者及其丰功伟绩，包括其私生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始终是艺术作品的主题和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领导活动过程是人类不断解放的过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通过现实领导行为促进人的解放才能最终实现。领导活动各方都不情愿成为权力役使的对象，而是有复杂动机的试图通过领导活动满足自己需要的活生生的人。麦格雷戈·伯恩斯指出，领袖人物拥有各种动机，如地位、知名度，“或者他们把追求权力作为实现那些崇高目标的一种过渡手段”[11]。空想社会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领导的残酷源于违背“人的本性”和陷入“理性的迷误”，宣称社会主义的美好在于符合“人的本性”和“人的理性”。当然，这仅是从抽象“人性”和“理性”上探讨人类解放。马克思人类解放观点是基于对资本主义领导的现实与其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之间尖锐矛盾的反思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指出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在“人的依赖关系”中，个人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个人摆脱人身依附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在人与人关系受制于物与物关系中人再度丧失自己，包括对“物”背后的“权力”及其拥有者的崇拜。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领导人类在不断摆脱上述束缚中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以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人性解放。社会主义领导是最符合人性的，它立足解放全人类这一共同理想，“领导就是服务”的社会主义领导本质及相应的民主法治基础上的服务型政府是真、善、美相统一这一领导活动价值追求的最佳实现形式。它能克服权力弊病中的人性弱点，把人们从权力任性中解放出来，也是领导者理性对待权力，避免沦为权力奴隶和牺牲品的有效途径。相对于动物活动，“人类更需要生命力完整、有实干能力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能够为人类造福，且使人类获得尊严，获得对‘人’的真实性的认知。如果人的生存资本不能独立自主，何谈人的尊严和自由”[12]。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才能摆脱“人”“物”“权”的羁绊，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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