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活动“合理人”假设的满足条件和领导者角色确定应是:(1)能力有限的普通者,即常人。(2)亲民惠民的勤务者,即公仆。(3)学识渊博的教导者,即导师。(4)众望所归的引领者,即舵手。(5)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即先驱。(6)身先士卒的陷阵者,即先驱。(7)脚踏实地的耕耘者,即实干。(8)奉公守规的践行者,即榜样。(9)集思广益的善断者,即中枢。(10)知人善任的礼贤者,即同道。这样的“合理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统一基础上有限理性的,立足现实、合乎理性的人。这样的领导者不应自视居高临下的“主宰者”,而应自视“常人”。权力通过为民服务来行使。这样的“合理人”假设事实上也是很难达到的,但毕竟给领导者设定了一个能够接近和充满希望的合适标准,如对领导者“三七开”“功过各半”等评价就是基于这种“合理人”假设。几乎所有被称颂的杰出领导者在彰显卓越的同时都伴随或多或少的争议,被领导者自不待言。
历史和现实一再验证上述观点。领导行为是受社会的文化、制度等制约的,即使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明君”所缔造的盛世都难逃盛极而衰的历史结局。美国学者迈克尔·波斯金指出,每一代政治领袖都试图留下自己的烙印,将成就归功自己,将失败归咎前任或对手,不惜扭曲事实,对政治领袖的即时评价常被后代大幅修改。拿破仑·波拿巴就曾说,“历史是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谎言”。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却被当代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其新政结束大萧条的早期论断欠妥,不仅失业率居高不下,还推高物价,背上巨额债务。可见,所谓“伟人”其实都是“常人”,只不过在领导能力上出类拔萃。领导者并不仅仅指有官职的人,也涵盖杰出的教师、医师、服装设计师、理发师等。从哲学视角看,近代以前的“信仰时代”是“神圣形象”时代,君权神授,领导者被神化;到了近现代的“理性时代”,“神圣形象”被消解,君主走下神坛,人民成了权力的真正拥有者,领导者权力受托于民,其命运也取决于民;后现代主义针对“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又以消解“非神圣形象”为根本使命,旨在消解普遍对个别的规范,统一对选择的排斥,崇高对渺小的蔑视等,进而重构甚至倒置这些关系[15]。尤其是平民时代的到来为领导者形象评价提供了新的伦理取向,即今天的领导者是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公共责任者”,传统公权力的神秘威严受到大众传媒的消解和民主精神的荡涤,领导者群体越来越多地具有平民特质和取向,平实、平和的领导人格已成潮流,民众日益参与领导者评价和形象引导上来。这种消解突出了个人独立性、价值多元性,但也使人类被随之而来的杰出领袖匮乏造成的无序和混乱所困扰。
三、领导者角色的神圣性:领导行为合理性基础上被领导者的主体决定性作用 领导者角色的理性全面人和完美人假设只是应然上的理想化希求,其实这样的领导者只存在于传说和文艺作品中,事实上谁都做不到。领导者的飞短流长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话题,政治领导人被娱乐化和丑化更是民主国家的常态。一些受非议的领导者角色扮演或因对角色规范把握不准造成角色偏差与模糊,或因同时扮演多重角色而做不到各角色间平衡与转换,或因单一角色自相矛盾而角色失调与冲突,抑或将此场景角色搬演到彼场景而角色错位与失败。这些行为与所承担角色不符说明为官不易,“触礁翻船”之例俯拾即是,根源还在于贪欲、滥权等各种人性弱点和能力所限。这就涉及探讨领导活动人性假设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权力的制约。领导者本人也要慎独修身,通过他律和自律互动中的合理行为达到真正完美。一是秉持“完美人”标准,面对同样的“完美人”对象时,彼此可高尚相待。一旦有冲突,“完美人”的道德要求和公正性就很难达到。二是以德报怨、化敌为友。三是仁至义尽,不奏效时只能依“合理人”原则待之,包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置身于许多不道德人之中讲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这种情况下的“与人为善就是恶”。
领导力是领导者通过建立群体自我效能提高整体有效性的,群体自我评估高,成就也高。美国学者大卫·戴等在《领导力的本质》中指出,魅力型/变革型领导力既能影响追随者自我评估,激励他们实现更高绩效,也会降低努力程度,“追随者自我评估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双刃剑”[16]。领导者太完美和事无巨细很容易造成下属依赖和平庸。领导者角色的自我意识对其行为也有影响。如林登·约翰逊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所做的决定大多受其认知和自我形象影响。为此,有必要改革对领导者超凡魅力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方式,以基于有限理性的合理人角色宣传、评判、选拔、考核和要求领导者,使其以“常人”角色行为示人,不至于因勉为其难铤而走险;或无过就是功,当太平官。自然也就有效遏制了一些领导者不正当或不切实际的欲望。还可改变群众对领导者“高大全”式的角色期待,以“常人”要求他们,而不是以“完人”苛求他们,使其在以平常心合理行为中大有作为。改革现行干部选拔和管理模式,把党管干部与群众管干部结合起来,通过竞争性选举推出群众信任的领导者并由群众决定去留。领导者可按“完美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否真正做到则由群众说了算。本文提出领导活动“合理人”假设不是要降低杰出领导者作用,更非否认伟人存在,而是强调居功至伟的领导者往往是通过合理行为在平凡中取得绩效,惠民以实,得到认可和传颂,才展现出自己的伟大,刻意作秀反易弄巧成拙。领导者良好公共形象的前提是人们的“同意”,核心是人格魅力,亦即权威。权威的本质是权力对象内心的服从,“只有更善于为他人服务的人才更具有权威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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