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活动人性假设的致思理路及对现实领导行为的哲学反思

    二、领导活动的“合理人”假设：理想与现实的契合
    人性进步体现为一个从现实人性向理想人性发展、趋近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可能逐级递进，也可能停滞，甚至倒退。人性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最本质属性，人是可以通过自律和他律约束利己本能而接近完美性的理想人性境界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性假设的提出。人性假设是以对人性及其规律的认识为依据的一定价值基础上的人们关于人性静态的、客观化、简约化的社会共识。在沙因看来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心理契约，是从激励角度“为人性构想出的一种概念”[13]，包括“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文化人”“目标人”“情感人”“决策人”等，其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变迁中不同阶段领导和管理行为对人性发展的推动及理论探讨如影随形。各种人性假设理论都源于管理实践，但管理不同于无先例可循的不确定性、模糊性、风险性、争议性的宏观和战略决策的领导，管理中的人性假设与领导有交叉但又不都适合领导。
    领导活动中的人性假设是对领导活动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想性的预设，是领导活动各方基于自身有限理性和现实情境来行事的“合理人”假设。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综合“社会人”“文化人”等人性假设满足条件和特点，立足人的有限理性，而对“复杂人”假设的扬弃和延伸。“复杂人”假设是美国学者沙因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假设优点，弥补各自缺陷基础上提出的。其要点是：人是复杂的，很难把握其行为模式，应顺势而为。西方领导理论对领导绩效的研究最初是从“伟人论”出发探讨领导者先天完美性超常特质，后来发现起作用的还是领导者不同的行为风格，继而开发出领导者与追随者等情境交互影响的权变理论，以及替代领导、自我领导和超级领导等理论，都将领导活动中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和领导绩效的决定性因素指向被领导者及领导者行为的合理性，而不是完美理性。可见，领导活动“合理人”假设是伴随领导实践，愈益趋近实际逐步提炼出来的，是比较符合具体领导情境和领导行为各方人性特点的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
    领导活动“合理人”假设的基础仍然立足领导活动各方都是趋利避害和精打细算的理性经济人，其追求全知全能的理性决策模型是要把所有条件和约束都考虑在内，追求尽善尽美的过程和效果。其领导者角色期待的共性特质：一是公共生活上堪称楷模。如亲民、正直、诚信、廉洁、效率等。二是私生活上无可指摘。民众和上级是这样要求他们的，媒体和史书也是这样传诵他们的。很多领导者也是以此鞭策自己、塑造良好形象的，受欢迎的领导者大多是擅长表演的艺术家。
    但领导者毕竟是人，和普通人一样受能力局限和信息不对称影响，其行为很难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全面性的要求，也不可能完成理想性、完美性的超凡魅力形象塑造，最后往往都成了立足现实情境，依据有限理性，依法、依规、依情做出满意决策的合乎理性的务实人，其行为的科学性、道德性和公正性只具有相对意义。赫伯特·西蒙很早就针对理性假设的局限性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问题。其依据是人的知识、时间和精力有限，价值取向多元多变又相冲突，环境复杂，决策时只能大概了解各备选方案情况，直觉多于逻辑分析。林德布罗姆也强调理性决策模式不适应现实决策，决策过程是在各政治力量相互调适中对原决策逐步修改的渐进过程。亚当·斯密也承认，经济人为最大利益而对资源的配置能充分反映供求和价格变化，但并不意味着其行为是理性的，手段与目的常发生偏离。领导力是领导活动各方需要互动的集合，核心是权力使用，而不是权力滥用。阿克顿曾警告权力能产生腐败。可见，合理性假设是有限理性更深层的蕴意，是真正符合理性的。
    领导活动“合理人”假设的理论基础是相对主义及合理性问题。其依据是在有限世界里，领导活动各方作为理性人都是依据有限理性的现实人。相对主义作为一种观点无绝对对错，只存在立场、条件差异而相互对立的哲学学说，强调在相对的思维模式下所有知识和行为都受主体各种条件限制，只能在认识有限范围内立足感觉与事件本身获取普遍有效的知识，这种情况下的真理是相对的，价值观和伦理的作用是有限的，一切都围绕实效。法国学者阿尔卡·雅卡尔在《“有限世界”时代的来临》一书中指出，人类真正能够到达的世界是极小和有限的，在有限世界里，人类既是囚徒又是能建设自身的自由人。合理性问题是哲学研究对象从“实存”到“行为”的产物，即由古代哲学视理性为客观实存，到近代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认识能力，直至黑格尔将主观逻各斯与客观逻各斯统一提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在黑格尔看来，现存的不都是现实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任何事物都包含否定它自身的因素，以前现实的东西又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成为不现实的、被新的现实的东西替代。合理性的作用在于规范理性功能使人们合理地思考和行为，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作用是使人们活动趋于合理化。领导活动“合理人”假设的合理性是相对意义上的一种有限理性，因为人类行为总是从理性愿望出发的，而事物发展是动态和无止境的，它引导人们不断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进而不断努力地超越自身。韦伯提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问题，前者指目的与手段关系被从纯功利上考量；后者则是从人的存在的最高价值观上评价目的和手段，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也现实存在着。斯图亚特·内格尔描述了政策分析中三种类型的合理化：一是意向合理化，即追求收益成本差值最大；二是后果合理化，即收益成本最大化实现；三是程序合理化，即收益成本差最大化的程序。哈耶克区分了构建理性主义与演进理性主义，前者主张凭借个人理性就能洞悉如何构建一个美好社会，细节性知识也能为人的理性掌握；后者则认为社会制度不是理性设计的人造物，而应是不断试错、日益积累的经验总和。卡尔·波普提出真理和错误不可分割，科学是在不断试错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人”阐述人及其发展，指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14]。随着以大数据为特征的智能社会到来，决策系统的数据与决策者智慧相结合，逐步取代经验和直觉。社交媒体的普及颠覆了传统领导沟通和行为模式，领导者言行，包括私生活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舆论、道德、法律、制度的约束。领导者以“常人”身份，以“合理人”角色行事便是务实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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