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型平台领导：平台价值共毁的结构性治理

    三、责任型平台领导：平台领导范式的新进阶
    平台价值共毁中互动参与方价值导向偏离、行为不当甚至违背道德伦理底线、缺乏利益相关方视野与价值共创思维、资源共享与整合意识弱、机会主义与逆向选择时有发生、搭便车与“公地悲剧”时常隐现等现象，都反映出平台领导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缺失。因此，推动传统平台领导范式向责任型平台领导转变，对于矫正引发平台价值共毁的平台领导失败至为关键。
    1.纯粹商业领导力主导是传统平台领导范式失败的根因
    平台领导既可以指平台群落中的“平台领导者”，也可以理解为脱离于平台载体的一种纯粹新型领导力或领导模式。但就现实而言，作为新型领导力或领导模式的平台领导更多和更充分地出现于平台情境，因此，本文的“平台领导”指的是平台领导者以及平台领导者所表现出来的领导力、领导风格、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导致平台价值共毁的平台领导失败正是源于平台领导者不恰当的领导力、领导风格、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集中表现为纯粹商业领导力为主导的传统平台领导范式。这一范式过度强调基于单一市场逻辑的精致利己主义心智模式，不仅会导致平台企业的个体决策和领导行为扭曲，而且可能引发平台商业生态系统运行方式的偏离和运转功能的障碍。
    （1）纯技术性或商业性定位导致平台领导价值取向的固有缺陷。平台领导自概念诞生就赋予纯技术性或纯商业性维度，之后发展形成技术与商业双维度融合的综合性认知（Gawer and Cusumano，2008），进而生成技术型平台领导、商业型平台领导和综合型平台领导（潘建林，2017）。技术型平台领导从技术创新角度定位平台领导，被认为具有追求平台企业个体绩效和生态系统集体创新绩效的双重使命，领导功能主要是设计平台的核心组件但并非整个技术系统、协调生态系统中的分布式平台改进创新、推动生态系统中第三方持续创新平台的互补品（Gawer and Phillips，2013）。商业型平台领导从市场交易角度定位平台领导，以追求平台企业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强大的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竞争力为使命，领导功能主要是协调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成员之间的市场交易和利益冲突，对成员依托平台开展的商业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综合型平台领导融合技术要素和商业要素（Gawer，2014），延续技术型平台领导和商业型平台领导的使命追求，关注企业业务范围界定、产品技术、与外部互补品提供者的关系和内部组织（Cusumano and Gawer，2002）。如果将技术看作服务商业目的的手段，那么技术型平台领导、综合型平台领导本质上也可以认为是商业型平台领导。平台领导的纯商业性定位意味着对纯粹商业利益的使命追求，延续新古典经济学的股东利润最大化价值取向，而这容易导致平台领导的决策偏差、行为偏离和领导失败。
    （2）过度强调平台领导权的商业元素容易导致领导方式失调。平台领导权是平台领导者能够领导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成员的基础，决定了平台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在传统平台领导范式中，平台领导权的生成与应用完全依托于平台领导者与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结。从平台领导权的生成看，平台参与者对平台领导者所构建的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依赖是平台领导权的重要来源，受到创新能力、连接性、互补性、效率和网络效应等因素的影响（Lee et al.，2010）。从平台领导权的应用看，平台领导者被认为拥有延迟选择权、增长选择权、规模变更选择权、转换选择权和弃置选择权，能够通过专属非对称决策获得生态网络中的非对称收益（罗珉和杜华勇，2018）。平台领导者在对平台领导权应用过程中，重点是对平台参与者的市场交易和商业互动进行影响、引领、协调和控制，强调通过中心化战略和生态控制方式来确保平台领导的实质控制权。由此可见，传统平台领导范式将商业性元素置于平台领导权的核心甚至全部，忽视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成员的多元价值偏好与诉求。平台领导者采用的领导方式不仅无法获得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成员的认同，容易形成冲突甚至分裂，而且不能有效配置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成员更多数量和类型的非经济性资源能力，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多元价值创造潜能被破坏。
    （3）市场逻辑主导的运行逻辑易于引发领导行为偏离和异化。以制度逻辑为主要构件的运行逻辑是形成平台领导者与平台商业生态系统认知框架、行为方式和关系模式的重要机制，也是催生平台领导者不同领导行为的关键因素。在传统平台领导范式中，受纯粹商业性定位和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影响，平台领导者与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运行被认为遵循市场逻辑主导的单一制度逻辑。基于这一制度逻辑，平台领导更多地聚焦于如何“赢”得竞争、如何快速获取用户、如何增加商业盈利，大量资本引入、平台架构升级、商业竞争战略更新、定价优化、交易规则完善、交易行为监督成为平台领导行为关注的重点。市场逻辑主导容易导致平台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出现两个方面的不当倾向：①平台领导者受到资本逐利和“尽快长大”的驱使，领导决策中更容易采取短期视角、利己主义视角、零和博弈视角，更多地从服务自身利益的角度构造竞争战略、商业模式、交易规则，结果是以损害长期价值、社会价值和双边用户及利益相关方价值为代价，获取平台领导者自身的增益。②平台领导者可能较少关注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道德风险、集体非理性，或者有较大的容忍区间甚至出现“共谋”现象，损害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利益，表现为平台领导者对平台商业生态系统及其成员的领导错位。
    2.责任型平台领导是平台企业顺应领导范式变革的新方向
    平台领导本质上是平台情境下的一种领导风格和领导行为，因此，在底层逻辑上应当遵循一般性的领导理论及其演变规律。从领导理论的演进看，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股东利润最大化理论受到挑战和利益相关方理论的兴起，以及实践中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受到关注，近年来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由以利润最大化为根基的传统领导范式向责任型领导转变（Stahl and de Luque，2014；Maak et al.，2016），这为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责任型领导对传统领导范式的创新。责任型领导可以从关系视角被认为是领导者与利益相关方通过互动的社会过程而建立符合伦理道德的互惠关系，使得利益相关方在共享目标的驱动下创造可持续的共同价值（Maak，2007）；也可以从过程视角被界定为领导者与利益相关方通过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化解冲突，构建互惠共赢型关系的领导过程（Voegtlin et al.，2012）；亦可以从行为视角被理解为聚焦于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工具型行为或者整合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综合价值的整合型行为（Maak et al.，2016）；还可以从综合视角将其归结为领导者基于道德规范，以平等对话和民主协商的方式，通过采取行善与避害的负责任行为，与利益相关方建立信任和互惠共赢的关系（彭坚和杨红玲，2018）。尽管对责任型领导的理解有多种视角，但其核心特征是伦理符合性、影响有效性、关系可持续性和关注利益相关方利益、重视长远目标。相较于传统领导范式，责任型领导的着眼点由“关注股东利益”转移到“平衡和管理各类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领导角色范畴由组织内部拓展至组织外部，由考虑领导者的内部影响延伸到考虑领导者和组织对所处社会系统的影响，从“关注经济议题”转向“经济议题与社会议题的均衡发展”；领导关系由“领导者—追随者”的二元交互关系转变为“领导者—利益相关方”的多元交互关系；领导方式由对下属的命令式控制与关系型协调转变为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和可持续协调。
    （2）责任型领导由组织情境拓展至组织间情境。目前对于责任型领导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组织层面的企业领导，“领导者”具体化为“领导人”，而对象则是与企业利益攸关的内外部个人或组织，关注于“领导人”的负责任领导行为与风格。然而，随着组织形态的不断演化和发展，组织与市场的混合形态日益涌现，组织间场域越来越普遍，责任型领导也由组织个体情境拓展至组织间情境，常见的形式是基于企业上下游关系的供应链、产业集群与企业联盟组织的责任型领导行为（肖红军和李平，2019）。组织间情境下的责任型领导不但具有组织个体情境的责任型领导要求，即“领导人”对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负责任领导行为，更重要的是“领导企业”对组织间场域内的成员企业和组织间形态的负责任领导，包括对成员企业负责任行为的规范与协调。通常来说，组织个体情境的责任型领导更多关注企业“领导人”的领导行为对各类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尽责”，而组织间情境下的责任型领导则在此基础上更强调“领导企业”的领导地位和功能，突出要求“领导企业”通过某种方式领导成员企业共同履行社会责任和创造社会价值。
    （3）平台情境要求由责任型领导蜕变为责任型平台领导。平台的双边或多边市场属性、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成员动态快速迭代、成员互动的非线性和多维性、多层次全时空的社会嵌入，意味着平台情境绝不是组织个体情境和组织间情境的简单组合，而是具有特殊结构与特殊运行规律的复杂生态系统。适用于组织个体情境或组织间情境的责任型领导虽然在核心思想和关键主张上仍能为平台情境所用，但在领导主体、领导对象、领导目标、领导内容、领导方式和领导载体上需要进行再创新，蜕变成为具有平台思维和生态领导特征的责任型平台领导。特别是，责任型平台领导的领导范畴不仅囊括以往责任型领导关注的企业“领导人”对下属的领导（平台企业“领导人”—员工）、企业“领导人”对外部利益相关方“尽责”的领导行为（平台企业“领导人”—外部利益相关方）、“领导企业”领导成员企业共同做到对社会负责任（平台领导者—卖方和互补品提供企业），而且拓展至“领导企业”领导买方开展负责任的行为（平台领导者—买方），更重要的是在更高层次上要求“领导企业”领导整个平台商业生态系统做到对社会负责任（平台领导者—平台商业生态系统）。需要指出的是，平台的双边或多边用户既是平台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又是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生态位成员，它们作为不同角色时的领导关注点完全不同，因此在责任型平台领导中将两种角色分离开来。
    3.责任型平台领导实现对传统平台领导范式的多维超越
    责任型平台领导是责任型领导在平台情境下的再创新和再发展，是责任型领导与平台领导融合蜕变而成的新型平台领导范式，是平台领导范式的新进阶和新发展。相较于传统平台领导范式即商业型平台领导，责任型平台领导拓展了关注视野和创新了认知视角，从而引发对传统平台领导范式的全面超越。
    （1）平台领导定位超越，即由纯商业性转变为公共性与商业性相耦合。责任型平台领导，一方面承认平台的市场交易功能和商业价值属性，不否认平台企业作为独立运营个体组织的私有属性和“经济人”特点；另一方面更强调平台具有资源集聚服务的社会功能，拥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属于“准公共物品”，平台企业在平台场域内具有公共属性和“社会人”角色。基于此，与传统平台领导范式对平台领导的纯技术性或商业性定位不同，责任型平台领导将平台领导定位成公共属性与商业属性的耦合体，兼具企业个体的“经济人”属性与平台场域内“社会人”角色（李广乾和陶涛，2018）。平台领导定位的不同推动责任型平台领导在使命追求和领导功能上实现对商业型平台领导的超越，形成高阶均衡型领导使命和公共治理式领导功能。对于前者，责任型平台领导不再局限于平台企业个体经济利益和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竞争力，而是超越竞争主导型企业使命，以追求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创造的高层次均衡为使命（肖红军和阳镇，2018），平台领导的驱动力转变为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轮驱动。对于后者，责任型平台领导不再停留于以往的商业协调和交易监督管理，而是更加重视平台场域的公共治理责任，强调对平台用户和其他主体行为的治理，确保平台场域的公共秩序和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领导力构成超越，即由纯粹商业领导力主导转变为社会领导力与商业领导力相融合。传统平台领导范式将商业领导力作为平台领导的核心领导力，强调商业机会捕获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商业模式迭代能力、商业资源寻求与拼凑能力、商业利益协调能力、市场交易监督能力等元素，商业成功和经济价值创造成为商业领导力的衡量标准。基于高阶均衡型领导使命和公共治理式领导功能，责任型平台领导在领导力上实现对传统平台领导范式的超越，不再将商业领导力作为主导甚至唯一维度，而是强调在商业运营中关注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突出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和利益相关方动员能力，同等重视平台领导的社会领导力和商业领导力，融合商业思维、商业创新与责任情怀、社会创新，将社会进步与商业成功的共同高水平实现作为领导力的新衡量标准。责任型平台领导拥有创造共享价值的领导力和共益型企业家精神，能够形成可持续性商业领导力。与领导力构成的变化相匹配，责任型平台领导在平台领导权的来源和应用上也区别于传统平台领导范式，不再将商业性元素作为平台领导权获取和应用的核心甚至全部，而是更加强调平台领导的社会影响、社会声誉和社会能力，突出平台领导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平台领导的社会嵌入关系，要求结合社会性元素与商业性元素，最大限度发挥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多元价值创造潜能。
    （3）领导关系与逻辑超越，即由显性市场契约关系转变为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综合社会契约关系。传统平台领导范式将平台领导者与双边或多边用户、平台领导者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均看作是显性的市场契约关系，平台商业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位成员之间也被认为以显性市场契约为主要联结，因此市场逻辑成为平台领导的主导性制度逻辑。平台领导者强调以市场契约为基础的领导关系，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不同于传统平台领导范式，责任型平台领导在显性市场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平台领导者与平台参与者之间存在诸如心理契约、道德契约等隐性的非正式契约关系，以及平台领导者与社会之间、平台参与者与社会之间、平台商业生态系统与社会之间存在隐性的社会契约关系。由显性市场契约与隐性的非正式契约、社会契约共同构成的综合社会契约关系是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关系基础，由此形成平台领导中的互利共赢和可持续信任关系。更进一步，与责任型平台领导的高阶均衡型领导使命和综合社会契约关系相适配，平台领导者和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运行不再是单纯的市场逻辑主导，而是社会逻辑与市场逻辑的融合共生，平台领导具有更为鲜明的社会理性特征。
    （4）领导方式与行为超越，即由中心化、生态控制和零和博弈转变为去中心化、生态共治和价值共享。在传统平台领导范式中，平台领导者往往采取中心化战略，希望自身成为连接一切的中心，试图通过尽可能的集权甚至垄断形成更高的壁垒和收益，平台领导者相对平台参与方拥有非常强势的支配权力。中心化战略的结果通常是平台领导者强调对平台参与方的实质控制，将控制作为平台领导的核心职能，在平台商业生态系统中通过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实现对生态位成员的控制，形成单向治理与生态控制。与此同时，在市场逻辑主导下，中心化战略更容易导致平台领导者对平台参与方和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领导决策与领导行为呈现零和博弈特点。责任型平台领导对此进行了超越，平台领导者与平台参与方的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和可持续协调要求平台领导由中心化模式转向去中心化。去中心化使得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成员可以分享权力，成为治理主角而不仅仅是被治理者、被约束者，平台领导者对生态位成员的领导更多地表现为生态共治。生态共治必然要求平台领导者的领导决策与领导行为突破零和博弈思维，推动平台参与者共同创造更多的综合价值，依据不同参与者的价值偏好共同分享多元价值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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