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型平台领导：平台价值共毁的结构性治理

    
    五、结语：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培育与实现
    责任型平台领导对平台价值共毁的结构性治理功能和对平台价值共创的增进效应，意味着应积极倡导和培育责任型平台领导，并通过领导人牵引式、平台组织变革式、外部环境孕育式予以实现，最终形成“人—组织—环境”三位一体的培育模式。
    1.领导人牵引式
    责任型平台领导呈现出内外双层的“领导主体”，即平台企业“领导人”和平台企业，二者对外具有一致性，但在领导过程中却有所区别。“平台企业‘领导人’—内外部利益相关方”和“平台企业‘领导人’—平台企业—生态位成员”的领导路径表明，平台企业“领导人”是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前置因素和引动主体，对于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实现具有牵引作用。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培育首要的是对平台企业“领导人”的培育，将其打造成兼具责任型领导特质和平台领导素质的领导人。对于责任型领导特质，目前的认知几乎都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即抛弃传统领导范式下的商业领导元素，将焦点完全置于“责任”要素，忽略责任型领导仍处于商业情境，因此与现实不相适配。合意的责任型领导应当是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商业领导，使商业变得对社会负责任和可持续，因此，领导人应当兼具商业领导力和责任领导力，集中体现为具有共益型企业家精神，拥有可持续性商业领导力，善于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建立可持续信任关系。对于平台领导素质，核心是平台思维、平台化和生态化治理能力、平台化履责能力和平台创新精神。责任型领导特质和平台领导素质的结合要求平台企业“领导人”成为具有平台思维和平台创新能力的共益型企业家。
    对于特定平台企业，拥有符合责任型平台领导特质的领导人有三种来源：天然拥有，即平台企业既有领导人天然地融合了责任型领导特质和平台领导素质；外部获取，即在外部搜寻和选择具有平台思维和平台创新能力的共益型企业家，使其加入平台企业并成为具有实质功能的领导人；内部培育，即培养和增强平台企业现有领导人的责任型平台领导素质，推动其由传统的商业型领导转变为责任型领导和共益型企业家。内部培育的关键是平台企业“领导人”心智模式的转换，改变传统纯粹商业主导的惯性思维，树立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共同驱动的经营理念，增强双元领导能力，培养形成共益型企业家精神。心智模式的转换高度依赖于有效的学习，平台企业“领导人”需要通过有效的学习实现对既有心智模式与认知模式的反思和质疑，从外部吸收能够解答质疑的新思想、新理念、新知识和新经验，培养和创造适合于新情境、新趋势的新的心智模式和认知模式。
    2.平台组织变革式
    平台企业“领导人”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对生态位成员的领导，通常都是通过平台企业作为一个组织表现出来的互动过程和领导行为，呈现为“平台企业—外部利益相关方”和“平台企业—生态位成员”的互动或领导关系。平台企业“领导人”的领导理念、领导决策和领导行为需要通过平台企业进行传导，而传导效果则取决于平台企业的组织建构。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培育和实现要求平台企业对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价值追求的商业组织形态进行变革，转变为将经济价值创造与社会价值创造双重目的有效融合，把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效率原则与伦理原则相结合的共益企业。共益企业作为一种受使命驱动的灰色部门组织，秉持“商业向善”的基本理念，能够实现双重价值的高阶均衡，是可持续性商业创新和内生型社会责任实践的合意性组织范式。更进一步，平台企业作为平台领导者，经过组织变革后的组织形态不应只是一般性的共益企业，而是具有“领导企业”特征和要素的共益型领导企业。平台情境下的共益型领导企业在价值导向、生态搭建、规则制定、关系协调、赋能支持和运行监督等领导功能上展现出显著的“共益”基因，让生态位成员感知和真实获取价值增益，使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更具包容性、社会性和可持续性。
    鉴于平台情境的复杂多变和动态非线性特征，加之共益企业与商业企业具有本质区别，平台企业向共益型领导企业转型的组织变革过程必然不只是渐变和均变，而是呈现间断式突变的特点，涵盖组织使命与核心价值观的重置、战略变革、权力与地位变化、组织结构重构和控制系统调整。这要求平台企业一方面按照共益企业的运行逻辑要求，将双重使命目的固化于公司章程，并约定不可变更，防止出现“使命漂移”；另一方面根据共益企业的组织特点和能力要求，构建兼具领导双元和情境双元的双元组织、价值一体化式的责任型治理和价值共创共享型的平台网络架构（肖红军和阳镇，2018）。此外，平台企业还应着力突出“平台化+生态化”的双重战略，强调平台企业组织内与平台商业生态系统中的领导赋权赋能和价值观管理，增强组织柔性和领导有效性，推动平台企业与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更加协调匹配。
    3.外部环境孕育式
    无论是平台企业“领导人”的共益企业家精神培育，还是平台企业向共益型领导企业转变，除了领导人和企业自身因素外，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适宜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能够孕育产生更多的责任型平台领导。从制度环境看，领导者是否对利益相关方和社会负责任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制度环境（Stahl and de Luque，2014）。制度环境从引导激励和强制约束两个方面推动平台企业“领导人”和平台企业实施负责任的领导行为，前者即为诱致性制度，后者则为强制性制度。通常，在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发展的起步期或兴起期，对于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制度供给应以诱致性制度为主，进入快速成长期后需要逐步引入强制性制度，成熟期则以强制性制度为主。无论是诱致性制度还是强制性制度，都必须着眼于增强平台企业“领导人”和平台企业的责任型领导素质、创新精神和自觉行为，特别是要对平台企业在平台场域的公共治理责任进行引导激励和强制约束，形成有利于责任型平台领导健康成长和活力释放的制度环境。
    从社会环境看，国家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影响责任型领导水平的重要因素（Stahl and de Luque，2014），因此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塑造依赖于社会文化的性质特征和构成元素。通常，高集体主义、低权力距离、高度责任感、高社会参与、可持续发展、创新精神、高包容性等社会文化有利于责任型平台领导的培育和形成，是社会环境优化的重要方向。特别是，全社会的社会责任理念、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创新精神对于培育和形成责任型平台领导至关重要。责任消费、责任采购、责任投资等是促进责任型平台领导形成的重要市场机制，组织公民行为、社区参与、志愿者精神等是培育责任型平台领导的重要文化沃土，负责任的舆论监督、非政府组织的专业监督和理性的社会预期是推动责任型平台领导形成的重要力量，而全社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则对平台企业“领导人”和平台企业形成浸染，有利于催生责任型平台领导的社会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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