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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 技术变化是后进国家实现赶超的重要机会，但是先行研究对技术变化的形式与影响技术变化的主体所进行的讨论有完善的余地。本文从基于产品建构的技术变化的类型学出发，确认非市场组织影响技术变化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案例来分析非市场组织如何通过影响产品建构的变化来塑造企业能力的演化路径。本文的中心论点是非市场组织对产品建构的变化方向的影响可以为后进国家企业实现赶超打开“机会窗口”，而企业能否通过这样的“机会窗口”发展出历时的系统集成能力是其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赶超的关键。
【关 键 词】非市场组织产品建构企业能力历时的系统集成
对后进国家的企业而言，技术变化往往是实现赶超的难得机遇。但是，先行研究对于技术变化的形式以及影响技术变化的主体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关于技术变化的形式的先行研究往往没有将其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相联系。这一研究取向导致我们对企业能力形成过程的认识仍然缺乏管理学意义上的微观基础。其次，在推动技术革新出现的主体方面，先行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市场因素的作用，忽视了非市场组织的影响。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等非市场组织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组织经常以各种形式对技术变化施加影响的现实，忽视非市场组织对技术革新的影响将阻碍我们深化对发展中国家技术革新的特殊形态以及企业能力演化的特殊模式的理解。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从推动技术变化的主体以及技术变化的具体形态两方面入手构筑分析框架，主体部分将通过案例分析来讨论非市场组织如何通过推动产品建构的变化来促进后发展国家企业的能力形成。
1分析框架
在先行研究中，推动技术革新出现的因素和技术变化的形态是重要的研究主题。在技术革新的动力机制方面，主流研究认为技术推动和需求牵引是导致技术革新出现的主要因素。所谓技术推动指技术本身的重大变化推动技术革新出现，而所谓需求牵引指市场需求引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当然，技术革新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技术推动和需求牵引能否有效地结合(Mowery et al.，1977)。
相对而言，关于技术革新形态的研究更多地具有类型学的特征。比如，依据创新对企业原有能力的影响的不同，技术革新可以分为能力强化型和能力破坏型(Tushman et al.，1986)；依据创新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的不同，技术革新可以分为现有资源活用型和新资源探索型(March，1991)；依据创新方向的不同，技术革新可以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Abernathy，1978)；依据创新是否涉及价值网络的变化，技术革新可以分为破坏型和非破坏型(Christensen，1997)等。
总的来说，先行研究关于推动技术革新出现的因素的认识比较狭隘，而且先行研究对于技术变化的形态的研究并没有和企业的生产过程以及企业的技术能力的形成过程直接联系起来。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引入作为技术革新的推动者的非市场组织和基于产品建构的技术变化的类型学两个视角，通过这样两个视角来构筑本文的分析框架。
1.1分析视角一：非市场因素与技术革新
先行研究认为技术变化和市场需求是推动技术革新出现的主要因素。但是，技术的变化既可能与“技术的固有逻辑”有关，也可能受“技术的社会构成”影响。①②与此相关，牵引技术发生变化的需求既有来自市场的需求，也有难以完全归因为市场因素的需求，如清洁汽车技术的发展即与政府规制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技术革新的动力机制受到政治、社会、历史和制度的影响。本文将这些因素总称为非市场因素，并对其中的非市场组织给予特殊的关注。
研究后进国家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发展，强调非市场因素特别是非市场组织的影响具有特殊意义。后进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往往较低，而这些国家的政府等非市场组织往往具有介入经济发展的强烈意愿并不断地将其意愿付诸实施。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重视非市场组织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的分析更接近这些国家的现实。
1.2分析视角二：基于产品建构的技术革新的类型学
关于技术革新的类型的研究涉及技术变化的方向、方式和影响等方面，但是这些分类没有深入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之中，因而缺乏真正的微观基础。因此，引入基于产品建构的技术革新这一视角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产品建构的概念源于工业设计，指产品功能和产品部件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关于产品部件间关系的设计思想。如果产品的功能和部件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一一对应的，那么产品建构是模块型的；如果产品的功能和部件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复数对应的，那么产品建构是集成型的(Ulrich，1995)。在此基础上，如果引入部件的通用性这一变量，则由部件构成的产品可以区分为模块型、集成型和封闭模块型三类(藤本，2004)③。一般而言，对于模块型产业来说，将部件组装到一起即可保证产品质量，而对集成型产品来说，产品质量的关键取决于如何对部件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微的调整。
从技术革新是否涉及产品建构的角度出发可以对技术革新的类型进行细化：当产品建构和部件技术都处于渐进改善的状态时出现的创新是渐进创新；当产品建构经历激进变化而部件技术没有本质变化时出现的创新是建构创新；当产品建构没有本质变化而部件技术经历激进变化时出现的创新是模块创新；当产品建构和部件技术都处于激进变化时出现的创新是激进创新(Abernathv et al.，1985；Henderson et al.，1990)。
由于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设计和生产构成产品的部件并将部件群进行整合的过程，而企业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与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基于产品建构的技术革新的类型学为我们分析企业能力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视角。另外，由于涉及产品建构的革新往往具有颠覆性，或会对在位企业构成冲击并为后进国家企业提供赶超的机会，因此这一视角对于分析后进国家企业能力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1.3本文的分析框架与研究问题
至此，由对技术革新推动主体和对技术革新的分类所构成的本文的分析框架得以确立。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本文的研究范围进行图示：本文分析的是后进国家的非市场组织如何通过改变产品建构来推动企业技术能力的持续进步，如图1中的第二象限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非市场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的研究早已存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就是典型的代表(Freeman，1987)④。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对具体的创新形态进行分析。同样地，从产品建构的视角出发对技术革新的变化规律所进行的研究也已经存在，但是这样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的创新行动而不重视非市场因素的影响⑤。从上述意义上来讲，本文的分析框架的特点就在于将两者进行结合。
图1技术变化的影响因素、技术变化的形态和本文的研究范围
在本文的案例分析部分，我们主要关注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首先，非市场组织能否影响产品建构的变化并进而影响企业能力的形成？其次，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在什么条件之下这种影响是正面的？在非市场组织影响产品建构变化的案例中，为什么长期来看有的案例是成功的而有的案例是失败的？
2当技术遇到政治(1)：非市场组织推动产品建构变化的两个案例
2.1后进国家的案例一：标准化图纸和日本缝纫机产业的发展⑥
战后日本缝纫机产业实现了对美国企业的赶超，在这一过程中，非市场组织提供的“标准图纸”对该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日本缝纫机产业起源于对美国辛格15型缝纫机的模仿(reverse engineering：反求工程)。各组装企业在模仿的过程中分别形成了特殊的规格并与不同的配件企业构筑起垂直统合型的交易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对战前产品的部件缺乏互换性、生产规模小和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的反思，业界团体“纺织技术协议会”开始推动包括规格的标准化和部件的互换性在内的图纸标准化。当时的商务省(后更名为通产省和经济产业省)积极支持这一努力，从1947年12月开始向所有企业提供标准化的图纸(HA-1机型)。
在标准化图纸的影响下，部件企业开始专业化于标准部件的设计和生产，原来以组装企业为核心、由部件企业向特定组装企业提供特制部件的生产方式开始解体。专业化和标准化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了部件的质量并直接推动了日本缝纫机产业的迅速发展。
从技术革新的角度来看，上述过程的本质是非市场组织改变了产品建构并直接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在包括政府在内的非市场组织介入之前，各组装企业所生产的缝纫机都具有特殊的规格，不同组装企业所使用的零部件不具有互换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HA-1机型出现之前，日本企业所生产的缝纫机具有集成型的产品建构特征。但是，集成型产品的质量主要取决于部件的质量以及组装企业对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微调。由于各部件企业通过反求工程而获得的数据往往具有误差，因而整个缝纫机产业群难以在短期之内实现量产并提高产品质量。相对而言，由于HA-1机型的设计图纸是通用的，部件具有互换性，因此HA-1机型具有典型的模块型建构，这样的建构特征使企业可以迅速地大量生产标准化的产品。
HA-1机型脱胎于辛格15，所谓标准图纸也完全基于后者。在以模仿为武器完成追赶之后，如何设计新机型就成为企业能力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日本企业大规模研发并应用非直线缝纫技术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发挥了关键作用⑦。日本主要缝纫机企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发非直缝缝纫机，并于1961年将新产品投入市场。日本企业开发的非直线缝纫技术与微电子技术相结合，以缝纫机的高速化、多样化和新素材、新技术的使用为特征。由于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发生变化，与直线型缝纫机相比，这种新产品具有不同的建构特征。同时，在产品建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之中，日本缝纫机行业主流的生产组织方式由水平分工重新回到垂直统合的形态，也就是说，组装企业再次与特定的部件企业形成长期的交易关系。
2.2后进国家的案例二：技术引进政策和中国电视机产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电视机产业全面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西方国家的电视机组装厂大多内制显像管，而我国在引进电视机技术的时候对显像管和组装线采取由不同企业分别引进的政策⑧。
从产品建构的角度来讲，当时的电视机还保留着集成型产品的一些特征。换言之，当时电视机的产品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对关键部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调整。由于显像管企业向组装企业提供的主要是标准化产品，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所采取的分别引进显像管技术和组装线的政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当时我国企业生产的电视机的集成度(degree of integration)。集成度的降低意味着我国的显像管企业和电视机生产企业都可以在短时期内快速形成生产能力⑨。但是，这一政策选择也对我国电视机企业的技术进步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将本来具有紧密的技术联系的显像管技术和组装技术人为地割裂开来，排除了组装企业在企业内部对显像管和其他部件进行微调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可能性。日本学者对这一时期我国电视机产业中组装厂与显像管生产企业之间的交易方式的研究具体地反映了这一问题(新宅等，2005)。
与显像管相关的一个关键零部件是偏转光圈。新宅等对北京松下显像管公司所进行的调研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在从该公司购买显像管时采用的交易形态不同⑩。具体而言，外资企业在购买显像管时往往购买没有装配偏转光圈的显像管，即所谓裸管，而本土企业则购买已经装配偏转光圈的显像管。
交易方式的不同所反映的技术能力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偏转光圈与显像管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机的性能；但是两者之间的参数协调只有在考虑其他部件的性能和产品整体设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到最优。显像管企业可以将偏转光圈装配到显像管之上，但是由于显像管企业无法得知电视机组装厂选用的其他部件的技术参数，所以安装过程不能保证显像管、偏转光圈和电视机组装企业选用的其他零部件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最优。另外，更为重要的是，电视机组装厂在购买已经安装好偏转光圈的显像管之后无法再根据其他部件的技术参数将三者协调到最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交易方式的不同不但反映了企业技术能力的不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企业技术进步可能性的高低。也就是说，如果我国企业一直采用这种交易方式，则说明我国企业将很难完全掌握协调显像管、偏转光圈和其他部件的参数的技术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企业所生产的电视机在性能上很难完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际上，新宅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主流电视机企业大约花费了五年左右的时间才从这一交易方式中摆脱出来。
考虑到我国引进电视机技术时电视机仍然是具有一定的集成特征的产品这一事实，笔者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当时所采用的分别引进显像管技术和组装技术的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人为地改变了电视机的建构特征和电视机产业的组织形态，这一政策在快速提高电视机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同时压缩了后者技术学习的空间，或降低了后者技术进步的速度。
3当技术遇到政治(2)：政府能力与企业能力的动态结合
在上述两个案例之中，政府都直接将产品建构从集成型转变为模块型，并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方式。但是这两个产业之中，企业能力的演化轨迹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缝纫机企业实现了技术上的赶超，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领先，而中国电视机企业则没有发展出足以引导新一轮技术革新的能力(宋磊，2008)。
非市场组织改变产品建构这一现象的本质是前者为后进国家的企业打开了“机会窗口”。所谓机会窗口是指后进国家在技术发生变化时所面临的适于赶超的机会(Pereze，1988)。适于后进国家企业实现赶超的机会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在新技术出现时，由于各国企业都需要时间来掌握新技术，所以后进国家的企业有可能实现赶超；第二，当后进国家企业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合格的人力资源时，这些企业面临的进入壁垒较低。本节所关注的两个案例表明，非市场组织通过改变产品建构可以明显地降低后进国家企业的进入壁垒，缩短企业学习新技术的时间。
较早地进入新技术系统并获得生产能力是能否完成技术追赶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市场组织的上述介入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非市场组织为后进国家的企业打开机会窗口之后，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的能力演化路径却有所不同。而导致两国企业能力演变轨迹的差异的关键在于非市场组织改变产品建构之后企业所进行的战略选择。
对于日本的缝纫机产业，在非市场组织改变产品建构之后，进入壁垒的降低和通用部件的大量使用使得企业面临产品同质化的威胁。为获得竞争优势，部分日本企业将非直线缝纫技术与微电子技术引入新产品，这一技术革新的本质在于将已经处于模块化状态的产品建构重新拉回集成型。这一改变意味着企业获得了对产品建构进行重新定义的能力和权力。在中国的电视机产业，当政府主导技术引进并影响了产品建构的变化之后，企业迅速获得并提高了生产能力。但是，长期来看，中国电视机产业却没有能够发展出主导新一轮技术革新的能力，在平板电视技术出现之后又一次陷入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从企业能力的类型来讲，产生上述不同的原因在于，尽管中日两国的两个产业都成功地形成了生产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Iansiti，1998)，但是两者形成的系统集成能力却有所不同。实际上，系统集成能力可以分为共时的系统集成能力和历时的系统集成能力(Prencipe，2005)。前者指在既有的产品建构之下进行产品概念设计并协调相关生产过程的能力，而后者则指为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不断地进行涉及产品建构变化的创新的能力。上述案例表明，在非市场组织改变了产品建构和生产组织方式之后，企业需要发展出共时的系统集成能力和历时的系统集成能力以实现技术能力的持续进步，中国电视机产业一直没有摆脱对外国技术依赖的原因即在于后者的欠缺。
至此，我们可以从产品建构和系统集成能力的角度将上述案例中非市场组织打开机会窗口前后两国企业的能力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
图2产品建构、机会窗口与系统集成能力的进化：案例的比较
注：关于中国版模块化陷阱，请参考宋磊(2008)。
本文讨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后进国家技术政策的微观基础问题。这里所说的微观基础指制定技术政策的基准或角度。关于包括技术战略在内的工业战略的大量讨论多为经济学理论所支配并围绕比较优势展开，在这样的研究导向之下，企业的设计、生产过程和企业能力的重要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企业竞争力的相当部分形成于企业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之中，而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与技术革新的形态密切相关，所以我们需要与设计和生产过程相关，并可以从技术革新的角度分析企业能力演变过程的理论工具来为后进国家的技术政策找回微观基础。
在关于后进国家工业战略的先行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生产的重要性，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之中(Akyuz et al. 1996；Amsden，1997)。实际上，阻碍关于后进国家技术政策的微观基础的研究充分展开的一个原因在于缺乏可以从设计、生产过程和技术革新的形态的角度对企业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能力进行具体分析的工具。由于产品建构这一分析工具与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相关，而企业能力的形成和产品建构的形态及其变化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因此将这一分析工具导入关于后进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后进国家技术政策的微观基础。
关于技术政策的微观基础的研究没有深入的另一个原因是关于技术能力的研究在抽象程度上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一些经典的研究倾向于在总体上把握技术能力提升的规律(Kim，1997；Wesley et al.，1990)；另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止步于对特殊产业的具体分析。以高度抽象的研究为基础设计技术政策容易出现技术政策缺乏具体内容的问题，反之则可能无法在国家层面上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技术政策。因此，作为技术政策的设计基础的分析工具需要具有适中的抽象程度。基于产品建构的竞争力分析这一分析方法便符合这样的要求。
4小结
产品技术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后进企业往往容易实现赶超，而产品建构的变化是典型的结构性的产品技术变化。但是，先行研究没有将非市场组织纳入到影响产品建构变化的因素之中。本文的分析表明，非市场组织可以影响或改变产品建构，从而为后进国家企业打开实现赶超的机会窗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企业比较容易形成生产能力和共时的系统集成能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共时的系统集成能力能否转变为可以再次改变产品建构的历时的系统集成能力是企业能力能否持续进化的关键。
本文是从产品建构的角度对政企关系或技术政策的微观基础所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考虑到后进国家企业的组织能力相对落后(Leibenstein，1966)，而包括政府在内的非市场组织不断地对经济发展进行介入的事实，这一研究方向的展开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有价值的参考。
注释：
①技术瓶颈问题的解决与技术体系进步的关系是技术基于其固有逻辑而进化的典型体现(Thomas，1983)。
②关于技术的社会构成，请参考爱丁堡学派的论述(殷登祥等，2004)。另外，技术范式—技术轨道论的要点之一也是强调制度与社会因素对技术革新和企业能力所产生的影响(Dosi，1982)。
③开放集成型产品只存在于理论中，在现实中没有具体的产品与之对应。
④Lazonick(1990)和Nobel(1984)开展了分析工厂内部的政治因素对技术路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的经典研究。但是这两项研究没有对技术变化进行分类。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生产现场层面的政治对我国技术革新和企业能力的影响是一个重要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⑤该领域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战略管理或技术管理，对政企关系等非市场因素的关注较少。
⑥本案例根据太田和椙山(2005)整理。
⑦辛格15型和HA-1型的缝纫功能都是直线型的。
⑧本文作者对我国电视机产业分别由不同企业引进关键部件技术和组装线问题的关注来自2005年路风的一个提示。
⑨需要注意的是，产品建构的类型(集成型和模块型)更多地是一个与集成度(或集成的程度)有关的概念.而集成度是相对的。
⑩北京松下显像管厂是我国电视机产业发展初期主要的显像管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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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吴志翔，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