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气息、新活力、新压力——“60后”省部级干部群体分析

十八大召开前夕，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换届工作全部结束，共产生118位1960年（含）后出生的省级常委，占所有省级常委人数的29.28%，其中新疆、西藏各产生7位“60后”常委，内蒙古、贵州、安徽、黑龙江分别有6名，山西、吉林和宁夏也都达到了5名。同时，50岁及以下（1962年后出生）的省级常委也达到72位。面对高级干部年轻化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60后”省部级干部人数日益飙升会在中国引发何种效应？
    应该说，干部年轻化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常态社会政治格局正常的变动。现在社会上对于“60后”省部级高官大规模的出现，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面有期待、观望、担心、羡慕。而首要的原因是省部级干部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中国是个具有政治大一统观念的国家，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政府官员的一言一行，其升降变迁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升降变迁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更直接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若干问题感到困惑，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现自然给了他们一种希望、期待。中国虽然早在100年前就结束了封建专制，并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文明洗礼，但传统的人治思想在他们心中还占据着相当的影响，他们对于各种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的更替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关注，他们对于各级新官员的出现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给予了合目的性的希望，这种心理尤其会表现在那些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民众身上。这种心理会给这些“60后”的领导干部们形成一定的动力，当然也是一种压力。
    但是这种认为通过某些领导层人员的变更，就能改变长期的制度、体制、文化等内在因素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依然属于传统的圣君贤臣式的政治思维。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腐败问题、贫富差距悬殊、进一步发扬民主等，都是结构性的体制问题，涉及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干预和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深化改革，需要整个政治领导层获得共识，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和协商、理解，需要时间的发酵和酝酿，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得改革的秩序性和有效性有效结合，既不导致社会的混乱，又能保证社会稳步前进。我们不否认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个别关键人物、一些特殊的领导群体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威权式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在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减弱。当然，“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越来越多，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发展会产生新的影响，他们的影响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60后”省部级干部的受教育程度比较过去有了普遍提高。这些新当选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受过大学教育，多数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知识结构比较过去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视野也更加开阔。这种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确立的“四化”型干部的重要标准，这个特点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符合国际化的需要，更符合今天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在国际化的浪潮中，我们的领导干部需要有宽广的胸襟、丰富的知识、长远的眼界，要善于把握世界大势、善于引导国内最新潮流、善于与国内外各界人士沟通交流，而“60后”省部级干部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第二，在坚持改革开放问题上，“60后”领导干部意志将会更加坚定，思路可能会更加开阔，方法会更加多样。这些“60后”领导干部们大多是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上大学、1980年代参加工作的，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亲身感受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差异，领略了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实惠，深刻洞悉了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所以，无论中国出现什么困难和挫折，这些人从总体上不会把走回头路作为自己执政的思路，只会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来思考前进的道路。
    第三，会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务实。这些“60后”的领导干部基本都是从基层做起，或者有相当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一般都有2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知道中国百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同时兼有对于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了解和把握。他们在整个社会舆论监督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的氛围中，也会注重塑造在民众中的公共形象，亲民则是其基本的内涵，务实则是其重要的风格。因此，注重民生，塑造亲民形象将是“60后”领导干部确立其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这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关乎这些干部的前途命运。
    同时，对于这些“60后”干部解决今天中国面临着的一些难点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笔者持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这些问题盘根错节、涉及的方方面面利益太多，历史的后遗症太重，需要攻克的难关也太多。
    不管怎么说，“60后”省部级干部的大规模登场，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不仅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得出来的经验，也是我们党历史发展所证明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年轻人、使用年轻人。党的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不到28岁，红军时很多20岁左右的人就当了师长、军长、军团长，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担任党政军重要岗位的领导人基本在50岁左右，至于省部级、军级领导干部多数在40岁左右。建国后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没有建立健全的退休制度，使得干部老龄化日益严重。改革开放后，中央在干部年轻化上态度坚决果断，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党的十二大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该次代表大会后的省部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由调整前的62.2岁下降到55.5岁。
    十三大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更前进一步，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平均年龄由十二大的59.1岁降到55.2岁。此后，党政干部的年轻化一直保持平稳的发展势头，年纪越来越轻，学历越来越高，民主的程序越来越严格。正是有了不断进步的干部任用政策，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日益繁荣昌盛。按照这样的历史逻辑，我们对于“60后”省部级干部的大量登场，应当抱有积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