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调查中真实性“公共民意”获取的方法论路径

【内容提要】通过民意调查，真实地反映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社会态度”和“公共民意”；使前者成为社会变迁预警系统的构建基础，后者成为引导与确证公共政策问题形成的起点。既往的民意调查方法，由于简单地移植了一般社会调查方法的技术工具，无法克服“伪装型社会态度”和“虚假型公共民意”的出现。通过定期统计网络“特定多数议题”的修辞框架把握真实性民意的“社会态度”，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培育路径发掘和引领“公共民意”的价值生成，是完善和创新当代中国民意调查方法的重要路径。
    【关 键 词】社会态度 公共民意 行政吸纳 政治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过程中，通过网络话语空间的修辞框架①，表达公众对社会议题的看法和意见，由此而形成的“社会态度”和“公共民意”，日益成为影响“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关键性因素。因此，通过何种民意调查的路径和方法，获取与甄别“社会态度”和“公共民意”的问题，也就成为行政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前沿课题。这是因为，“决策者在利用民意调查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决策者是不愿被一堆统计数据牵着鼻子走的，而更希望利用民意调查来引导民意，为其政策服务”②。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说的，“通过大众传媒，精英们塑造着他们想要的公众态度，以引导民意”③；用于增进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察觉和判断，增强公共政策决策的可接受性。
    然而，既往的民意调查方法，在方法论的建构上，基本上是对传统社会调查方法的移植。其目标在于，通过社会调查的通识性技术手段来发现社会问题。而民意调查不仅要了解公众关于共同议题的“社会态度”，而且还承担着引导和确证“公共民意”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政治责任。民意调查“是运用系统性、科学性、定量性的步骤，迅速、准确地收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以检视公众态度变化的社会活动，其主要功能是真实反映各阶层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社会态度和观点，以作为政府或相关单位拟订、修正、执行政策的参考”④。这就决定了当代民意调查方法，既要遵循一般社会调查方法的通识性技术手段，又要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出探讨。
    一、民意的双重内涵及其政策价值
    关于“民意”范畴的一般界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柏德斯(Bardes)和罗伯特(Robert)认为：“民意是成年人关于社会公共议题意见的总和”⑤。袁岳认为：“民意是普通民众基于自身利益而形成的需要与感受。”⑥格莱茵(Glynn)等人则将民意的涵义归纳为五类：(1)民意是个人意见的集合。(2)民意是多数人信仰的反映。(3)民意是建立在团体利益的冲突之上的。(4)民意是媒体与精英的意见。(5)民意是一种虚构。⑦综合学者们的上述定义，结合当代中国现实，本文认为，可将民意归纳为：首先，民意是以个人意见为基础的，表征为个人对共同关心的社会议题所持的社会态度和看法；其次，基于公民诉求层次的多样性，民意的话语表达内容，既可能体现为比较深层的理性社会意识层面，也可能体现为比较浅层的情绪化的社会心理层面；最后，在政治生活中，尊重民意主要指尊重公众个体自由表达利益需求的权利，而非考查其利益诉求的内容是否具备真理性。
    在进一步的意义上，根据民意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层次和深度，可将民意分为：社会态度(Social attitudes)与公共民意(Public Opinion)。
    所谓社会态度：是指公众个体对其所关心的外界事物所持的一贯的、稳定的心理状态或一定的行为倾向。它有以下特点：(1)内隐性。态度本身是无法直接测定的，必须从个人的行为或与行为有关的语言表现中间接推断出来，测定态度需要一定的中间变量。(2)方向性。态度总是具有赞成或反对的方向特点，并具有程度的差异，有时反映出态度的极端性，有时则反映出态度的中和性。(3)态度的统一性。构成态度的认识、情感和行为倾向三种成分彼此协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4)态度的复杂性。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并不是经常表现出与内心态度相一致的外部行为。(5)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态度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倾向。
    在公共政策实行过程中，人们基于个体利益的认知与评价标准不同，因而，对同一公共政策决策会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态度，并由以指导其社会行为的形成。而该类社会行为，是否能够进入和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态度的强度⑧。通常情况下，人们的社会行为受到理性认知的制约。菲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兹(Ajzen)在1975年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简称TRA)指出：特定群体的社会行为是社会态度和个体理性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要预测一定的群体社会行为，首先要确定这类行为的个体理性及其指导之下而形成的社会态度⑨。但是，社会心理学家阿耶兹(Ajzen)在1990年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简称TPB)则指出：“在特定的群体事件中，社会行为人，并非总是以理性分析来权衡其利益得失之后，才决定采取某一种社会行为。情绪类的行为不需要理性的行为意图，而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⑩。因而，“社会行为人的理性分析，并非总是行为意图的决定因素，在多数时候，人们依靠其自动激活的内部情绪和外部机遇，去决定其社会行为活动。所以，在特定情况下，情感指导下的社会态度对群体行为的影响，比认知指导下的社会态度对群体行为的影响，更具较高的相关度。”(11)因而，在民意调查中，关注和分析群体的社会态度，有助于构建社会变迁的预警系统，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而“公共民意”则是指：参与话语表达的所有公众，都能基于明确的议题范围，就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展开理性商谈，并试图对该问题的理解达成理性共识，从而藉以影响决策者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察觉与构建。它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的自觉反应(即福克斯和米勒所认为的：经由“公共能量场”而实现的“部分人的对话”)(12)。这是因为，按照公共政策的一般原理，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该问题已经被社会大多人所察觉；二是该问题使人们感到有强烈的需求或者是一种受到剥夺的感觉，因此，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三是社会公众认为，该问题必须由政府组织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加以解决(13)。其实质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相互分歧的意见中，连续而反复地探究问题的阶段。
    当代中国实施民意调查之于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甄别和发掘“民意”表达过程中的“社会态度”与“公共民意”，使前者成为社会变迁预警系统的构建基础；后者成为引导与确证公共政策问题形成的起点。
    二、既有民意调查方法的局限
    
    考察既有的民意调查方法，我们发现，随着民意调查对公共政策实际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民意调查的内容和方式亦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态势。就民意调查的内容来看，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统计，目前中国民意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八个方面，包括投资环境、政府施政议程、政府表现的公众评价、公益项目的受益者评价、公共政策选择、社会群体发展、行政首长表现的公众测评、公众生活满意度等(14)。而民意调查的方式则主要采取会议调查、电话调查、面对面调查、信函调查、网络调查、短信调查等多种形式(15)。从总体上看，民意调查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市民的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影响政治活动的能力的信念或信心)，而一群具备高政治效能感的公众个体，容易对国家与社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心，这也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但是，由于当代民意调查方法仍然沿袭一般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即：以实证主义与现代统计学作为其基本理论基础，采用“自填问卷或结构式访谈”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公众的社会态度，把握公共民意的走向。基于“民意”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民意调查的内容中，关于“社会态度”与“公共民意”真实性的获取，不可避免地受以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基本社会态度的表达与具体行为活动的非一致性制约。
    一般而言，被调查主体的社会态度受其基本价值观念的影响，对某一社会议题的具体看法，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具体的行为活动，则受到社会理性、自身情感和特定环境下的风险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呈现出特定情境下的权宜性、伪装性和暂时性，并与自身所持的真实社会态度相背离。
    其次，迫于外部压力或群体规范的约束，公众的利益表达和政策评价，呈现出“同质化”的“社会称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
    所谓“社会称许性”是指被调查对象，迫于外部压力或群体规范的约束，而对调查主体表达非真实态度的社会现象。在民意调查中，一般表现为：当人们回答具有社会评价意义的问题时，往往倾向于与社会评价的规范性方向保持一致，以积极塑造自己亲社会、好公民的形象；或者致力于避免成为被排斥、被打击的“另类”。
    最后，在问卷统计的内容上，个体理性认知与社会公共认知，存在着事实上的正向一致性。但是，在具体的行为选择中，由于个人基于特定利益风险的“成本——收益”评价，导致个体理性认知与社会公共认知发生价值冲突；进而使得个体理性指导下的具体行为选择，与社会公共认知的非正向一致性。
    简单说来，就是在特定事件的问卷调查中，民众的个体认知与公共认知在认识层面上，具有正向一致性。但是，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计算，而使自己的实际行为选择走向反面。例如，发生于2011年3月17日的“中国大陆抢盐事件”，其中，大多数民众的行为选择，其实都是基于个体理性在特定环境下，对利益风险的“成本——收益”算计，最后，使自身的行为选择走向社会公共认知的反面。表现为：(1)面对日本核辐射可能影响中国的所谓“谣言”，民众在个人理性上，基本都认定它是一种“谣言”，即与社会认知的公共理性相一致。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采用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社会态度，用于指导自身的行为选择。这是个体理性基于特定利益风险“成本——收益”的评价结果。因为，相信“谣言”的交易成本很低，只需支付“抢盐”的数十元，就可规避不可预期的社会风险；而不相信“谣言”的交易成本很高，“万一真的发生核辐射扩散”，那自身损失无穷。(2)就民众提前储备食盐的举动来看，针对未来可能的风险而早做准备、提前应对，这虽然与社会公共认知不一致，但是，却能获得心理收益最大化；(3)“个体理性”本身就是基于对个人“成本——收益”得失的一种精细化计算，虽然食盐价格因为抢购而疯长，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支付不起，因而，经济成本支付较小；(4)食盐不是生鲜商品，如果储存得当，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完全可以“久藏不坏”，多买几袋、十几袋甚至几十袋，都不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因而，风险为零。
    卢卡斯认为：“人们在预期即将发生的经济变动时，总是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已获得的所有信息和理性预期，作出合理而明智的反应。”(16)因此，在抢盐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所有民众的行为选择，自始至终都是与社会认知的公共理性(日本地震引发的核辐射不会对我国沿海造成严重影响，也不会发生食盐短缺)相矛盾。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谣言而盲从盲动，大多数的抢盐者，实际上都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动机和目的。
    三、民意真实性的发现与公共民意的甄别
    
    由此可见，基于民意表达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民意调查方法论问卷设计主体的目的性和“信息非对称性”，使得调查活动中的样本选取、问题选择和内容呈现方式，都很难通过定量模型进行客观描述和实证检验，不利于真实性社会态度和公共民意的获取。因而，通过定期统计“网络社会议题”的修辞框架，来把握民意真实性诉求的内涵，就成为当代民意调查中，真实性“社会态度”和“公共民意”获取之方法论路径的构建前提。
    首先，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1月19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这标志着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媒形态，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公共交往方式：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空间中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在数量、种类和形态上更加丰富，话语主体更趋多元化，形式更具开放性和互动性(17)。
    其次，在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中，利益相关者利用媒介空间，讨论社会问题，表达利益诉求，展现价值取向。而网络媒介作为对利益相关者影响幅度最为广泛的信息传播载体，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参与政策议程的话语平台；另一方面，网络媒介在报道社会问题时，也往往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修辞框架(Rhetoric frames)，以影响乃至塑造着公众对于社会现实和事件的理解(18)。两者相互作用，形成网络媒介的话语空间。分析网络媒介话语空间的修辞框架，一般需从信息来源(News source)、修辞倾向(Rhetoric tendency)和话语形态(Discourse patterns)等方面入手(19)。其中，信息来源主要是指社会议题所影响到的利益相关群体与分布格局；修辞倾向主要是指利益相关者在评述社会议题时所采用的修辞基调，包括：褒义、中立和批评；而话语形态则是指参与媒介表述的个体对社会议题的语义指向，如提出政策建议或观点、明显情绪化的意见和对自身利益受伤害后的诉求表达等。因而，通过统计分析网络话语空间的修辞框架，可以把握公众对社会议题的社会态度。
    最后，网络话语空间的平民性和开放性特点，可以确保民意获取的真实性；而日益生成着的“网络正义原则”(如表1所示)，则有助于促进和构建“公共民意”。

由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20)；因而，统计网络社会态度与公共民意的社会议题，通常也必须从多数人的“利益相关性”中进行选择。本文根据社会议题所涉及相关人群总量的“成本——收益”及其“集中——分散”程度，可将网络社会议题划分为以下四类，如图1所示。

A、在第一象限，社会议题所指向的政策收益分散在全民，政策成本支付也分散在全民，故而称为“社会多数议题”。以教育领域的社会议题为例，主题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B、在第二象限，社会议题所指向的政策收益分散在全民，政策成本支付则集中在社会少数之中，故而称为“特定多数议题”。以教育领域的社会议题为例，主题为“治理高校教育腐败”。
    C、在第三象限，社会议题所指向的政策收益集中于少数人群，政策成本支付也集中在社会少数之中，故而称为“法团群体议题”。以教育领域的社会议题为例，主题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
    D、在第四象限，社会议题所指向的政策收益集中于少数人群，政策成本支付则分散在全民，故而称为“目标群体议题”。以教育领域的社会议题为例，主题为“贫困大学生的助学贷款”。
    搜集2010-2011年，网易、搜狐网民关于“教育领域社会议题”的话语修辞表达，如表2所示。

从表2关于“教育社会议题”的网络话语修辞表达中，我们可看到：
    第一、由于网络话语表达的匿名性、开放性、平等性与互动性，所以，关于上述教育议题的话语表达，基本上是“真实性网络民意”的客观反应。
    第二、在网络议题中，“特定多数议题的参与率”最高，表明该类议题中，包含着普通民众关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因而，公共民意的价值生成也隐藏在研究者对该类社会议题的合理分析与公正评价之中。这应当成为民意调查中，“高关注度、高统计度”的焦点议题。
    第三、在网络话语的修辞表达中，65%的公民仍然着眼于明显情绪化的意见表达，而25.6%的公民立足于自身利益受伤害后的个体诉求。这一结果显示，当代中国网络话语空间中90.6%的网民，没有基于理性自觉的话语形态，来正确看待“各类社会议题”所由以引发的正向或负向效应，并作出体现现代公民意识的责任判断；而是从个体自身的主观感受出发，宣泄个人情绪；从而使媒介话语空间的修辞框架，局限于社会态度的浅表层面，不能上升到公共民意理性表述的话语高度，成为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基础。
    四、公共民意获取的方法论路径
    
    任何社会秩序的运行，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但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成为公共政策问题。政策分析专家邓恩将政策问题的构建定义为：“提供有关政策问题相关条件的信息”，“包括发现问题的关键要素、它们的因果关系以及价值上的含义”(23)；并指出“这些信息对支撑问题定义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而正是基于这些假设，使问题进入了议程假设，并运行于政策的制定过程”(24)。它表明一个社会问题被大多人所讨论，并不必然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只有该社会问题使人们产生强烈的诉求，并希望政府采取行动来加以解决；同时只有当政府选择了这一社会问题，并进入政策议程，藉以采取措施加予解决时，社会问题才最终上升到公共政策问题。
    而民意调查之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完善和构建新型的方法论路径，获取真实性的公共民意，使之成为政府构建公共政策问题和引导民众形成公共价值的基础。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显示了网络民意统计中，关于“特定多数议题”的修辞表述，从民意诉求的浅表层面，展示了公众之“社会态度”的真实性。因而，当代中国创新民意调查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真实性的社会态度表达上升为具备公共理性的“公共民意”。我们认为：“行政吸纳政治”(25)的制度培育，是创新当代中国民意调查方法的核心。
    具体内容是：各级政府在自己的政府网站中，专开一栏设置“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用于讨论民众普遍关注的“特定多数议题”。通过政府网站的信息发布与公民在“公共话语空间”所形成的修辞框架之间的协商互动，将社会公众的利益表达，引人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表述之中，乃是确保“公共民意”获取的方法论途径。尽管，“人们固然承担着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责任，但是政府肩负着创造参与环境的更大义务”(26)。官僚作为公共行政的前摄者角色，就在于为公共话语空间的运作提供了专业的而且具有公共利益代表性的指导力量；从而促进“公共民意”表达的渐进生成。这是因为：
    其一，公共话语空间是一个由公众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当公众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共同关注，而汇集到一个特定的虚拟场所并展开理性商讨时，就形成了网络公共话语空间(27)。但是这种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公众”与市民社会“原子式”的个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汇聚在一起的目的，是就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展开理性商谈，并试图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达成理性共识。
    其二，网络公共话语空间遵循以理性规则为指导来构建公共舆论价值生成的运行机制。“公共话语空间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一块地方。”(28)但是，“当人们只从一个角度去看世界，当人们只允许世界从一个角度展现自己时，公共话语空间就走到了尽头”(29)。民主政治承认并尊重个性，同时也对不同的合理的利益诉求和观点表示宽容，并承认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有关社会问题的商谈必须接受公共理性的指导。因为民主社会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前提是，“只有当我们的行动符合宪法——宪法的基本内容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大家按照他们视之为理性而合理的、因而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原则和理念来认可的时候，行使民主权力才是恰当的，因而才是正当有理的”(30)。
    其三，网络公共话语空间，要求每一个公民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时，必须接受公共理性的指导和制约。网络媒介的公共话语空间与普通话语空间的根本区别的实质就在于：前者受公共理性的指导，体现责任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而后者则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情绪宣泄。公共话语空间不是纯粹任意的情感表达，而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是在“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31)。
    完善当代中国的民意调查方法，通过政府创设新型的制度安排来构建网络媒介的公共话语空间，其实质是创新“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新型信息互动方式，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策议题”(32)。多元的话语表达和协商沟通，有助于包容不同社群——边缘化的、不可被通约的各类社会群体——之间的对抗，从而察觉公共民意，增强公共政策问题的合法性来源。如同福克斯和米勒所指出的：“公共政策不是纯粹理性发现客观真理，然后由政府从真理中推导出相应的、正确的解决方案的结果。”(33)相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共政策是一种代表“重复性实践”的制度，它通过改变人们的意向性来取得意义之战的胜利，从而获得现实的合法性。当然，“如果合法性再也不关注环式模式所允许的适度参与，那么获得合法性的话语方式似乎就是必须的”(34)。因此，公共话语空间对于“公共民意”和“公共政策问题形成”的“意义之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传统环式民主和社群主义的双重局限，福克斯和米勒亦认为，公共话语空间并不适用于采取“少数人的对话”——这种基于现代公共行政范畴的政策对话方式，往往处于独白性的操纵功效，尽管存在着民主咨询、市民专门小组、民主化的政策分析和邻里互动等民主化的因子。但是处于控制者角色的政治家拥有难以估量的“说明资源”，可通过控制大众传媒来对政策决策实施控制。公共话语空间也不适用于采取“多数人的对话”——因为多数人的对话往往是“摆脱了精英统治话语的庇护所”，极易陷入无政府和无秩序的状态，并最终影响公众意愿的形成。只有经由“公共能量场”的话语平台，采用“部分人的对话”，才能够为“民主话语提供极强的可能”(35)。因为它是真实的话语或至少是最接近真实话语的对话形式，是改造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值得倡导的途径。
    根据德国心理学家勒温的观点：所谓“能量场”是指作用于特定情境的所有合力的复合。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公众需求是个性的、复杂的、多样的，故而，很难将其抽象为某一能量场。所以，完全承认“部分人的对话”及其互动结果可能是不幸的。“虽然治理机制可能获得了特定的技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职能，但政府还是要保持自己对治理机制开启、关闭、调整和另行建制的权力。”(36)只有经由政府以公共理性引领公共话语空间的制度生成，才能克服“独自式的操纵”或“情感宣泄与无政府的杂音”。从而，在平等、公开、且具备公共理性的话语空间中，发掘和促成“公共民意”的价值生成。
    五、结论
    总之，由于民意调查是运用系统性、科学性、定量性的技术工具，准确、及时地收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以检视公众态度变化的社会活动，其主要功能是真实地反映和区分各阶层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社会态度”和“公共民意”，使前者成为社会变迁预警系统的构建基础；后者成为引导与确证公共政策问题形成的起点。既往的民意调查方法，由于简单地移植了一般社会调查方法的技术工具，无法克服“伪装型社会态度”和“虚假型公共民意”的出现。通过定期统计网络“特定多数议题”的修辞框架，来把握真实性民意的“社会态度”；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培育路径，借助“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修辞”，来发掘和引领“公共民意”的价值生成，是完善和创新当代中国民意调查方法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for Experience[M].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p. 10-15.
    ②③陈文鑫：《塑造还是反映民意》，《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④王石番：《民意理论与实务》，(台湾台北)黎明文化专业公司1995年版，第24页。
    ⑤Barbara A. Bardes, Robert W. Oldendick: Public Opinion: Measuring the American Mind. Wadsworth Publishing, 2007.
    ⑥袁岳：《中国民意六十年》，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8951，2010年5月18日。
    ⑦孙慧：《民意调查的起源和特点》，《中国统计》2008年第1期。
    ⑧社会态度强度是指个人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对某一社会议题所持看法的坚持性、抵抗性及其个体利益相关性的总量之和。参阅陈志霞等《矛盾态度的概念、测量及其相关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15期。
    ⑨转引自：Peach M, Jimmieson N L, White K M.: Beliefs underlying employee readiness to support a building relocation: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05, 23(3): 9-23。
    ⑩Ajzen I. Attitude,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Icek Ajzen, 1988. 127-143.
    (11)Tesser A, Shaffer D R. Attitudes and attitudes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0, 41: 479-523.
    (12)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运用，即一种所谓的“公共能量场”(亦即哈贝马斯的“公共话语空间”)，它作为一种决策的政策网络，既从现实的语境出发，满足了行政话语的真诚需要；又基于话语的社会交往性质，实现了行政话语的价值维度。
    (1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台湾台北)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17页。
    (14)袁岳：《公共政策民意研究及政府表现公众评价的零点经验：独立民意调查在中国的位置》，《市场研究》2005年第3期。
    (15)李超：《建立科学规范的民意调查机制》，《领导科学》2008年第22期。
    (16)Robert E.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 14.
    (17)杜骏飞：《中国网络新闻事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0、138-148页。
    (18)Tuchman Gaye.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1).
    (19)Kim Chul Woo, Framing the News of North and South Kore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Five Newspapers with Semantic Networks[D], Dissertation of Ph. D. i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June, 1999, pp. 5-10.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21)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for Experienc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p. 10-15.
    (22)Kim Chul Woo. Framing the News of North and South Kore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Five Newspapers with Semantic Networks[D]. Buffalo: Dissertation of Ph. D. i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o Quest. 1999.
    (23)(24)[美]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56-169页。
    (25)“行政吸纳政治”源于金耀基的论文《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是指通过行政渠道，将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汇聚起来，大家共同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通过这一模式，行政决策呈现出开放性与参与性，行政决策不再是少数决策者的行为结果，而是大众参与的结果。
    (26)Vigoda, Eran. From responsiveness to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citizen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2(5), 2002.
    (27)[美]汉娜·阿伦特：《论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5页。
    (2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29)[美]汉娜·阿伦特：《论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30)[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3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32)郁建兴：《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张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33)(34)(35)[美]查尔斯·福克斯、休·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0、140页。
    (36)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作者简介】张玉，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广东广州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