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一带一路”重塑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

    中国的区域差异非常大。以往认为，区域差异大是问题，从辩证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水平的落差往往可以增大发展的回旋空间，形成梯度推进和持续增长的动力。有些地区经济增速下来了，另一些地区经济增速上去了。回旋空间使得经济增长周期能够拉长。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背景下区域发展也出现了明显变化。
    我们原来说区域差异是倒U曲线，基本的态势是先扩大、后缩小。缩小了以后还会不会再扩大？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还会再扩大，特别是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高端要素的聚集会带来这种变化。
    再来看南北分化。2016年，经济增速较慢的地方几乎都在北方，经济增速相对快的地方都在南方。原因在于，北方资源型省份居多，重化工产业居多。现在，受资源型产品价格大幅回落和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冲击，部分资源型、重化工业主导的省份经济增速明显回落，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大幅下滑，产业调整重组面临困难，债务负担压力沉重，养老金入不敷出，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端人才也在流失。
    虽然部分地区遭遇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机遇同样巨大。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带来了国内各个区域在对外开放战略中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原来许多闭塞的内陆省份，一下子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动摇了原有的“沿海——内陆，中心——外围”格局，重塑了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为中西部省份发展开放性经济创造了条件。比如，渝新欧班列开通就明显改变了重庆的区位和开放条件，使得资源整合和要素配置能力明显提升。现在中欧班列累计量已经达到3000列，开通城市不断增加，最远到伦敦、欧洲还有马德里。义乌的小商品都可以通过中欧班列到达马德里。
    区域发展的变化还体现在经济空间集聚度的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往往是向高等级城市集聚。因为，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文化设施、最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都在最高等级的城市。要素流动向高等级城市集中以后，就带来了城市群的步伐加快，要素配置的集聚度越来越高。根据经济学的解释，城市群一定比不是城市群更有效。总体上看，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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