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评估 勿套用传统模式

    城市治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提升的过程。2014年上海市委“1+6”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上海城市治理模式开始发生重要转变。
    历史上，每次治理转型不仅取决于宏观和中观层次的制度建设，而且还依赖于相应保障支持机制的形成。当外显度显著而又清晰可测的经济工作被更为抽象、内涵复杂且测量难度更大的“三公”职能所取代时，新一轮基层治理改革随之会遇到评估和激励模式创新的新课题。
    上级和基层、居民和政府间
        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建立在客观绩效评估基础上的合理激励，是推动基层政府创新治理模式、勇担改革重任的重要保障机制。学界普遍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飞跃式经济增长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背后就与特定历史时期采用的建立在GDP增长率之上的强激励模式有关。
    当然，这种过度强调经济指标的强激励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非均衡发展的改革问题。因此，中央近年来一直强调改革政府政绩评估，更为注重形成与“五位一体”发展观相配套的新型激励和评估模式。就上海而言，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探索与基层政府“三公”职能匹配的新型激励和评估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考虑到新一轮治理创新需要基层政府在许多微观、非显性的领域（如探索基层自治和共治新方法）持续投入大量精力，如果没有相应的评估激励模式为保障，使那些敢于在改革上投入精力的基层政府获得相应激励，那么基层探索的动力和积极性就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由此可见，上海探索解决基层治理新模式的激励和评估问题，不仅有助于“一号课题”的深入贯彻，而且将为全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重要的改革借鉴和可复制的政策思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回到传统思路。由于现代城市治理中的多数民生和服务指标较为抽象，难以测量且外显性水平偏低，因此单靠建一套指标来开展评估的传统方法已很难适用。主要问题在于，社会治理领域的绩效存在多重评估标准和价值导向，而传统的自上而下式评估难以容纳这种多样性。比如，在评估街道社会组织发展现状时，既要考虑发展速度，又要考虑有效引导；既要考虑全面布局，又要考虑与中心工作契合度。由于这些标准间暗含一定的张力难以操作化，因此上级部门往往只能设置一些简单的指标（是否购买服务、是否有扶持文件等），由此导致了考核评估和激励的弱化。
    那么，是不是引入自下而上的社会评估就能解决相关问题？现实远非如此简单。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并非仅存于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也存在于居民和基层政府之间。很多时候，居民并不见得知道基层政府在治理和服务中的投入。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初始条件不同，居民对基层政府的评价水平也未必客观可比。经验表明，在基础服务设施优良的中心城区，即使基层政府投入较小也能得到居民的较高评价；而在城郊接合部或远郊地区，即使基层政府投入很大也未必获得好评。此外，多大的自下而上评估样本以及用何种抽样调查技术来获得公众意见，也直接决定了评估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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