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政策干预新思路

    基于行为—结构的双重因素构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政策
    结合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威廉·科克汉姆借鉴马克斯·韦伯关于生活方式的概念，赋予了健康生活方式新的概念内涵——一种基于生活机会与健康相关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有目的的行为选择，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生活机会的大小，生活机会则受到结构层次的社会地位、社会网络和资源环境的制约。这种将个人与结构相结合的视角，阐明生活选择与生活机会的辩证关系，对于构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政策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其一，建立以知识传播为核心的健康信息体系，强化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动机。个体主义范式强调动机的重要性，认为动机能激活健康的初始行为，使行为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性。这种动机的产生来源于健康知识的传递、吸收，并内化成自身价值理念的内在过程。因此，需要构建以知识传播为核心的健康信息体系，强化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动机。首先，将健康知识划分成基础与专项两种类型，形成具有差异化、针对性的信息传播内容。前者有利于个体识别常见的健康威胁和评估自身的健康状态。后者围绕“饮食、运动、睡眠”等内容为个体实施健康生活方式提供知识指导。其次，重视生命周期的早期干预。有充分证据表明，早期的健康干预措施对后期的健康状态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应对健康风险的最根本解决方案应针对儿童群体，以家庭与学校为基础单位，从小培育、强化健康意识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动机。
    其二，以社区为依托，完善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实施的支持系统。结构主义范式的研究结果指出，个体是否采取健康生活方式受制于日常工作、生活等直接社会环境的影响。社区作为凝聚社会成员并在生活层面形成相互联系的集合体，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首先，社区通过提供全覆盖、精细化的公共设施与健康服务，为社会成员实施健康生活方式提供便利的环境与机会。一方面，全面完善运动健身、人身安全、宜居环境、健康生活用品等公共设施的供给与维护。另一方面，从健康教育、健康评估、专项疾病管理等角度，为打造符合自身健康状况以及人口社会特征的健康生活方式予以充分的指导，以满足不同群体多层次的健康需求。其次，积极调动民间组织力量，营造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氛围。截至2015年，我国登记在册的体育社会组织已达3.7万个。这些以体育健身、健康活动为主旨的民间组织具有自治性、自愿性和公益性的特点，贴近社区成员的健康需求，有利于提高健康行为的参与程度，对于推广与普及健康生活方式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其三，以公平为原则，立足不同领域与人群，构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实施的政策体系。结构主义范式预示，影响健康生活方式实施的社会环境因素还涉及社会排斥与歧视等深层次结构要素，这需要国家运用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工具以解决资源分配与规则制定实施的公平性问题。首先，以系统性变革为目标，致力于改善影响健康生活方式的社会生态格局。资源环境视角的研究焦点转向表明，促进个体实施健康生活方式不局限于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要素，还涉及教育均等、就业保障、居住安全等其他领域。孤立的卫生医疗措施难以对健康促进有实质性影响，将健康融入不同领域的公共政策进程，消除造成健康生活方式实施的资源环境距离才是根本之道。其次，重视儿童、妇女、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健康生活方式的建立。弱势群体因自身机能、资源分配与承受能力的劣势，更容易遭遇疾病健康问题。与其他群体相比，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政策干预对于提高他们的健康素质、预防疾病侵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针对弱势群体的健康需求与实现困难，引导和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健康目标的实现。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镇低收入群体健康影响及精准帮扶研究”（GD17YSH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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