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超大城市流行病韧性治理能力

    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各类传染病进行斗争的历史。一些致命性强、传播速度快的传染病，不仅给人类生命和健康带来损伤，甚至会改变历史轨迹和进程，如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雅典瘟疫（公元前430年）、安东尼瘟疫（公元2世纪左右）、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42年）、黑死病（1347年）、霍乱（第一次爆发1816年）、西班牙流感（1918年）和天花等流行病。流行病带来的严重城市灾难、疾病与死亡，给不同国家的环境、社会、经济乃至个人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失。
    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传染病风险，全国各地尤其是人口规模巨大的超大城市，既要总结三年来我国疫情精准防控、动态清零的成功经验，更要盯紧疫情防控中暴露的短板和不足，做好核酸检测、床位医疗资源、人力资源、应急管理机制、生活物资保供、社区管理等各方面的准备，一旦发现疫情，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快制快，将疫情传播控制在最小范围，有效快速锁定传染源，实行精准化管控，实现“动态清零”，确保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程度的防控效果，增强城市的韧性。
    一是，注重科技研发和病例数据研究，全面增强应对流行病的精准化、科学化防控能力。流行病防控，既是一项关乎人民群众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更是一项需要遵循病毒演化传播规律的科学问题。在现代社会，面对急性快速传播的流行病，依靠科学力量，第一时间查明传染源、传播机制并研发疫苗，通过加大疫苗接种率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是除了隔离外的疫情防控之策。但需要指出的是，病毒会不断发生变异，新毒株的致病性、传染性也会发生变化，这势必对疫苗及防疫政策的有效性带来冲击，政府适时做出正确、合理、科学、及时的防疫决策，至关重要。为此，笔者以为，超大城市在应对流行病的全周期治理中，要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应建设全国一流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培养一批全国一流的流行病科研团队和专家力量，具备一流的研发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力争全面掌握病毒变异及传播情况，时时与“病毒”赛跑，对新情况、新问题要做出最快速、最权威、最科学的研究结论，研发最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以权威科学的数据报告、病理性解释、社会性实证，增强公众对“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支持，最大程度地提高政府治理的韧性程度。
    二是，注重优化城市规划设计，全面扩展储备满足流行病隔离管控需求的空间容纳能力。面对致病性强、传播速度快的大流行病，自古以来最有效的防控办法就是对感染者实施一定期限的空间隔离。但在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模式下，一些防范流行病的空间设施并未纳入城市规划的总体部署之中，超大城市在面临病毒快速传播、大规模感染的时候，除了“封控禁足”外，“感染者到哪里隔离”成为了政府的首要难题。2003年北京小汤山医院和2020年初武汉雷神山、火神山专科医院的“神速”建设以及方舱医院的改建，对北京防范SARS病毒、武汉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流行病，针对可能出现的规模化隔离需求，超大城市需要有效的设施防备、响应和缓解策略，包括规划新建专业传染病防治医院、定点医院资源改建、体育场展览馆等大型公共设施改建为方舱医院等。政府除了规划建设一批新的传染病专业医院外，还要有其他空间设施改建或功能转换的预案、标准、政策，始终拥有一定人口比例的感染者治疗和隔离床位数，以满足大规模快速转运隔离需求，防止无法实现“应收尽收”而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播感染。
    三是，注重纵横向政府间关系，全面增强应对疫情管控中的医疗服务、生活保障能力。从现有经验来看，当一个大城市出现集聚性、规模化疫情时，为了收治病人、开展核酸检测，必然会造成对现有医疗资源的挤兑，尤其是当医院、小区、企事业单位、商超、菜场等在实施精准封控时，大量普通居民的生活物资保障和应急就医需求，就成为城市最严峻的治理挑战。如果城市现有的医疗人力资源、物资保障供给渠道、志愿服务能力等超出现实需求、无法运转，势必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不合情理的防疫悲剧，引发人民群众的怨言，政府公信力受到损伤。在这个时候，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疫情重点省市及时启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邻近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无障碍从邻近省区补给医护人员、物资用品、志愿力量，是疫情地区有效应对封控挑战的必然选择。为此，超大城市除了强化医疗储备、物资保障、志愿服务外，要建立健全与上层政府、邻近省市之间跨层级、跨区域应急联防联控机制，一旦进入全域静态的封控阶段，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联控机制，联合创造防疫人员、保障物资、交通工具等跨区域无障碍流动的条件，在抗击疫情中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